“看不见信息”的展品究竟能否展出再探讨

2019-01-07  作者: 于奇赫 来源: 弘博网


一件尚未进行深入研究的帽子

上一篇文章的底部留言区、我的朋友圈、朋友的朋友圈和发送的私聊,都对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并引发了很多讨论,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对目前大家的一些讨论,进行梳理、归纳、总结和扩展。毕竟对于一个问题的研究需要经过长时间的思考,而不是为了蹭热点、赶时髦进行的隔靴搔痒和无病呻吟。另外,我现在也越来越倾向于一种多元而开放的讨论模式,即我并不赞成在一些不涉根本原则的问题上,采用一种不分层次、非黑即白的二元论思维。下面,我将从师长学友的留言中归纳出三个具有启发性的视角,再度同各位文博界的师友进行交流讨论。

1、为什么不能展?从博物馆教育功能说起

对于同乡提出的这个问题,我随口回答“没有经过研究就不能展啊”,是源于在山东大学大学参加第二届博物馆学青年学者论坛的感悟。上海科技馆科学传播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娴老师以《博物馆教育何以能》为主题进行了主旨报告。宋娴老师举了孔雀羽毛的颜色随着光的折射而改变现象的例子,告诉我们不要让孩子们“止于好奇”,也就是让孩子们知道看似平常的事物的背后,其实蕴藏着很深的科学道理。所以上海科技馆开发的课程是一个应对各个年龄阶段的、知识由浅入深的课程,这样才能培养孩子们对弈科学知识勇于探索的精神。

所以我从策划基本展览之初,就希望将教育和展览一并纳入思考。展览不能仅仅地追求满足人们的视觉上的享受,应更希望通过围绕展品的叙事向观众传达更多的信息。例如上一篇文章例举的少数民族的九宫格的帽子,其实我也做了一定的研究工作,也大致知道是哪个民族的帽子。但仍有问题需要确认,如这是一顶瑶族的帽子,那么是瑶族的哪一支?是盘瑶、蓝靛瑶、红头瑶、过山瑶、大板瑶、平头瑶还是沙瑶?再如是什么时期佩戴的?是多大年龄人群佩戴的?在什么场合配搭?目前我整理的馆藏就有好几种名为“瑶族”的帽子,如果笼统地冠以“瑶族帽子”展示,若有人问起其中的联系与区别我并不能准确回答,那就更加凸显了民办博物馆科研能力的短板。

左:云南彝族撒尼人姑娘帽

右:红河彝族鸡头鱼尾银泡帽

目前收到的九件少数民族帽子的族属问题,云南民族博物馆杜韵红老师的回答最为具体。她明确指出了其中的一顶帽子是撒尼人使用的,并且后来发现的一张购买时记录的小纸片也证实了这一点。所以我在策划展览时,对于少数民族的帽饰文化期望通过以小见大的方式展现其多元性和原生性的特色,同时也希望能够深入地研究藏品,从不同角度分析问题,以应对某一个观众的知识诉求。诚然,目前来看很大一部分观众来博物馆参观,多以走马观花的态度看展,主要是放松心情;但是我还是希望有一些观众,能在看完展览后愿意了解更多的少数民族文化,尤其希望在孩子的心中埋下一颗尊重民族文化的种子,让他们学会接纳与理解不同的文化事物。就像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说的那样:“教育的本质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博物馆是一张名片而不是一个门面,名片上的信息越多,可了解的就越多。所以对于藏品进行深入的研究是必须的,这样的情况下展示出来就可以应对不同人的诉求。教育功能是博物馆最具社会价值的功能,每一个藏品背后都代表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所以为了更好地实现这功能,对展览中物品的研究义不容辞。

2、为什么可以展?策展的目的决定形式

但是从一个角度来说,博物馆中未知的展品更能激起我的研究兴趣,我们身边充满着未知,所以才有探求知识的乐趣。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黄咨玄老师认为,从工艺制造角度分析和研究展品本身,也可以成为展览的知识传播内容。关于尚未进行深入研究的物品展不展出的问题,应明确展出的意义是什么。试想一下,一见钟情的爱情,本身的魅力即在于不理解对象的脉络。所以,如果只是将一种前所未见(或少见)的“美”精准地传递给观众,有何不可呢?

一组尚未进行深入研究的帽子

如果展览只进行物品本体的形式欣赏,那么背后的研究确实不重要了。黄咨玄老师向我推荐了约翰·伯格(John Berger)于 1977 年写给法国画家、舞台设计师和布景师吉利斯•阿约的《为何凝视动物(Looking at Animals)》,对这篇文章有一些启发。约翰·伯格的文字具有异常的穿透力并出透出那种沉着中冷静的思考,充满了对于现代社会权力及知识运作的怀疑和否定。文章中写道“动物来自视域的另一端。它们属于那里也属于这里。同样,它们会灭亡,却又是永生的。这或许是最早存在的二元论,并反映在我们对待动物的态度上:它们被驯服同时被崇拜,被豢养同时被祭献。”动物与人,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转化为物与人。物品来自视域的另一端,它们属于那个时代也属于博物馆。同样,它们会灭亡,却又是永生的。接下来约翰·伯格又说“(动物)不过是人类永无止境追求知识的一个研究对象。对动物的研究只是我们人类权力的一种指标而已,也是一种我们与它们之间差异的指标。我们对它们知道得愈多,它们就离我们愈远。动物从日常生活中销声匿迹之际,也就是公共动物园开始诞生之日。人们到那儿去参观、去看动物的动物园,事实上是为了这种不可能的相逢而建造的纪念馆。现代的动物园是为一种与人类历史同样久远的关系所立的墓志铭。不过,由于人类想错了问题,我们并没有这样看待动物园。”

一顶蓝色羽毛装饰的圆礼帽

正如约翰·伯格的“动物园只能令人失望”,我想有些观众去博物馆观看某些展览也是这样想:展品标签里不认识的字、展板上的学术性语言、展柜中不会动的展品和展厅昏暗的灯光,此外还有盯着你拍照的保安。博物馆中展品与人之间的凝视,某种角度来看可能只是一种视觉上的交流。约翰·伯格的“我们对它们知道得愈多,它们就离我们愈远。”十分耐人寻味,虽然我们对于物的研究越来越深,但目前来看这对于展览本身似乎没有那么大的作用:因为很多观众认为这些研究与自己的生活没有关系。

3、作为过程的博物馆研究:观众参与的新路径

山东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尹凯老师认为,对这一问题的纠结高估了博物馆叙事,也就是把国内博物馆的叙事呼吁当成了事实,而具体做法陈淑卿老师提出了建议,即作为过程的博物馆研究:公众参与的新路径。所以有的小伙伴说:”想要描述一件器物的来龙去脉并不是简单的展柜可以说明的。博物馆是一个公共场所、开放式的平台,大家都可以提出自己的建议。像这类连相关专业的人都摸不清来源的展品,是不是可以试试单独设置一个展区,就叫‘未知·公共讨论’,让广大公众参与进来,提供各种资料,有效资料获取之后可以署名。”

公众参与博物馆研究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但博物馆公开声明自己不知道的问题,可能真的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2017年,中国文字博物馆就发布过一篇“悬赏”公告:“破译未释读的甲骨文并经专家委员会鉴定通过的研究成果,单字奖励10万元;对存争议甲骨文作出新的释读并经专家委员会鉴定通过的研究成果,单字奖励5万元。凡属主观臆测、缺乏科学依据的成果,一律不予参评。”对于甲骨文的研究可不是那么简单就能研究深入的,所以这种“悬赏”的参与度也并不是很高。

甲骨(来源视觉中国)

在西方社区参与、公民社会和虚拟网络的相互影响和发展中,妮娜•西蒙在《参与式博物馆:迈入博物馆2.0》一书将博物馆定义为“一个观众能够围绕内容进行创作、分享并与他人交流的场所。”这样以来博物馆就像是一个现实的“贴吧”“社区”“小站”,观众与博物馆之间的关系就不再是策展人确定展览的叙事、释展人对展览的主题做出文化阐释的单向传播模式了。在参与式博物馆的理论中更强调观众创作和生成内容后,并与其他观众和博物馆工作人员进行分享和交流。书中还提到了四种参与模式:贡献型、合作型、共同创造型和招待型。

我国对于参与式博物馆也进行了诸多的实践:2016年,上海自然博物馆策划了“我的自然百宝箱——四季”征集活动,邀请广大自然爱好者和收藏家通过登录线上平台或上海自然博物馆微信公众号,上传自己的自然收藏图片并分享自己的收藏故事和回忆。之后线上展示的优秀作品,由博物馆协助制作与统一布展。同年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呈现了北京大学2016年毕业主题展览“燕园记忆”,策展人王思渝让参与展览的学生自己手写自己物品的展牌。所以让观众参与到博物馆研究工作中完全是可行的,研究完全是围绕博物馆的实物进行参与,这样展品就会成为一个话题,可以关联的实物就会更多。观众和研究人员一起合作,或许可以激发更多的灵感。当然,基于中国博物馆目前的现实,让观众介入博物馆的研究也只是一种理想化的憧憬。


作者:于奇赫

编辑:A.R.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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