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首博“读城”项目到博物馆大社教理念

2018-07-17  作者: 杨丹丹 来源: 《博物院》杂志

导  言


不断创新博物馆教育服务模式,在融入社会、服务社会的进程中以高品质、多元化的服务项目,实现博物馆教育职能的最大化,始终是博物馆人不断追求卓越的动力。


在实践中,如何把握核心受众定位,将碎片化教育活动建构成独具特色的主题教育项目,完善教育服务体系的持续性和可复制性,此等问题尚需突破。


思维导图是有效的思维模式,是应用于记忆、学习、思考等的思维“地图”,有利于人脑扩散思维的展开。(张静:《思维导图——教和学的脚手架》,《河北教育》(教学版)2016年第9期。)


博物馆教育项目的思维导图需要在教育人员与受众之间产生,在策展人策展的过程中,要充分利用这种思维导图模式,将主题联动性充分发挥出来,通过一个点引发观展人对于展览的思维延伸,激发受众对展览内容继续探索的兴趣。


博物馆教育思维导图需要围绕核心受众设定主题,在教育人员与受众之间产生多维度的立体呈现,并始终贯穿于项目全过程。笔者从业至今始终关注博物馆教育的发展,并在探求创新教育理念与实践中努力前行,2014年有幸主持策划以青少年为核心受众的主题展教项目“读城”,在项目推进与拓展中介入思维导图的独特视角,让教育项目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越发清晰起来,同时也是对博物馆教育理念与实践进行的创新探讨。


一、“大社教”理念

 


“大社教”(杨丹丹:《博物馆大社教理念的多元探索》,《博物馆教育新视阈》,文物出版社,2009年)理念是指将博物馆教育活动置于全社会背景下去开展,突破博物馆单一性力量的束缚,融合社会各领域的专业智慧,关注受众的差异化需求,继而通过整合社会资源、细化受众群体,实现全社会在博物馆教育中各取所需、和谐发展的格局。


该理念的首次提出是基于筹备2005年首都博物馆新馆开馆的教育方案,经过3年多的教育实践,推出一系列教育活动,几乎涵盖了不同年龄层次的受众,从阵地、资源和受众三个方面使博物馆的教育职能发挥到最大化。


首都博物馆作为北京地区最大的城市博物馆,拥有丰富的北京地区出土文物馆藏。一直以来,我们积极发挥博物馆社会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作用,致力于将首都博物馆打造成民众终身学习的场所。


2014年,首都博物馆专门为青少年量身定制了大型互动体验活动项目“读城”,这是博物馆“大社教”理念的又一次探索和实践,并引发了新的认识和思考。实践中,尝试运用发散性的思维导图突破博物馆人单一力量办教育做展览的瓶颈,极大丰富了展览的层次性和立体性,为展览传播效果和受众差异化需求等实际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可行之道,吸纳了更加多元的社会力量参与,真正想受众所想、做受众所需,通过多种方法链接策展人与观展人,使同行业之间和社会各行业之中形成一种科普文化的共享模式,共同推动博物馆事业的发展。


“读城”创造性地运用思维导图的思路,遵循“大社教”理念。


一是把阵地做大。提出“首都,我的博物馆”,把整个北京作为一座巨大的博物馆,首博虽然浓缩了这座城市的历史,但并不全面,不能只在博物馆里做教育,而是要依托展览内容将浓缩的展览放大还原,走出博物馆举办教育活动,通过实地参观体验,让孩子们立体地理解北京城的历史文化,把首博里的文物还原到发现它的位置。比如克盉与克罍,虽然现在是在首博看到的,但观众一定想知道,它们从哪里出土,铭文写了些什么,又是如何印证了它与北京城的关系。这就需要我们帮助他们走出博物馆,做大我们的教育阵地。


二是把资源做大。从博物馆教育者的角度看,文物资源固然重要,但博物馆研究文物资源的专业人员同样重要,人力资源同样是不可或缺的财富。“读城”涉及5类职业人:考古人——发现发掘文物的人,藏品人——收藏保管文物的人,研究人——研究文物的人,展览人——策划展览的人,社教人——直面观众讲述文物的人,要将与文物有关的一系列人串联起来,为观众更好地讲述文物背后的故事。


三是把博物馆的受众做大。“读城”充分利用了北京市文物局的资源优势,将兄弟博物馆和文化遗址纳入进来,如北京市正阳门管理处、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等全力配合我们的暑期夏令营活动,为我们提供了便利和支持。“读城”以青少年为核心受众进行量身定制,所呈现的展览活动已经超出创作团队的预期效果,并得到了充分的肯定,我们的观众既包括我们预想中的核心受众,也引起了核心受众之外的北京人,特别是老北京人的兴趣,许多老人来看展览,看着图讲自己的故事。

 


二、策展人和观展人的思维联动

 


策展人和观展人是博物馆展览中的两大角色。以往的展览思维是“博物馆展览,观众看;讲解员讲解,观众听”,这种单一的展览思维已经难以满足受众需求。博物馆策展人通过发散性、探究性的思维导图介入来撬动观众思维,让他们在观展过程中激发自己的思维导图,主动参与展陈设计,形成策展人和观展人的思维联动,推动博物馆教育的发展。


从观展人角度出发,策展人转变为“释展人”。(沈辰、何鉴菲:《“释展”和“释展人”——博物馆展览的文化阐释和公众体验》,《博物院》2017年第3期。)“读城”项目设计了一大批中小学生喜闻乐见的展览形式,以通俗易懂又不乏文化深度的形式实现博物馆的学术性、艺术性、教育性等社会价值的融合。站在“释展人”的角度,展览的丰富性和趣味性大大增加,提升了学生对于当地历史的学习兴趣,帮助了他们理解历史、感触历史,同时努力突破文化疆界,实现不同地域、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互动。   


观展人从被动的接受者转化成了主动的参与者、制作者和传播者。“读城”首次尝试组织非专业策展团队——智囊团,将非专业人员纳入到项目团队中,揭开观展人和策展人之间神秘的面纱,让两者在工作开展的过程中碰撞出更多创新的火花。以青少年为主的智囊团在整个策展过程中表现出了极高的参与热情,提供了诸多切实可行的建议。通过实地参观、讲座、亲子互动、动手参与、小讲解员培训等多种形式,青少年完全沉浸其中,成为博物馆项目的参与主体。此项目在寓教于乐中加深了青少年对于北京历史的了解,也使得枯燥乏味的历史知识通过学生们的手“活”了起来,跃然于纸上,生动形象地为青少年学生展示灿烂辉煌的祖国历史。


智囊团也积极带动专家、学者的参与,北京城历史的展现也离不开专家学者以及老北京人的指导。不同于以往展览的顾问性质,“读城”中的专家、学者会现场参与到教育活动中,陪受众一起品读老北京的故事。例如“读城——发现北京四合院之美”开幕式一项活动就囊括了非遗传承人、书法家、画家、音乐家、历史学教授等诸多领域的专业人员,他们各自发挥所长,参与到开始的表演活动中,以更加亲民的方式,向受众展现一个别样的北京城(图1)。


图1 “读城——发现北京四合院之美”开幕式


通过策展人和观展人的互动,博物馆展览使得二者有机会产生平等的对话,这种对话不仅使策展人能够更好地设计出观众喜闻乐见的展览形式,同时也能够帮助观展人更好地理解北京的历史,增加了观展人的形象记忆。


三、以思维导图的联动性提升展教水平

 


思维导图的形成是多方面、多角度的。思维导图的主题是由博物馆策展人所树立的线索,策展人的展览思维会影响受众观展时的思考。


所以,观众观展时会通过线索激发兴趣或产生疑问,然后走进图书馆或是档案馆寻找答案,这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观众的求知欲,推动博物馆教育水平的发展。


展览活动和教育活动作为博物馆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主要形式,日益受到博物馆业内的重视,但受多重因素影响,这两项活动存在偏差和不足,尤其是理念上重展轻教,实践中有展少(无)教或以展代教、展教分离,(郑奕:《提升科技博物馆展教结合水平的五大对策与建议》,《自然科学博物馆研究》2017年第2期)抑或先展后教的现象普遍存在。


因此,从思维导图的联动性出发,探索博物馆展教结合、展教并行的方式方法对提升展教水平,推动博物馆教育的理念和实践创新意义重大。


“读城”从思维导图的联动性出发,对提升展教结合水平的途径和方法进行了全方位的实践尝试,尽可能地减少静态藏品对展览灵活性的禁锢,在展览策划之初即设计了配套的教育活动体系,对展览过程中多种形式的教育活动制定了合理、可行的规划,明确了教育活动在展教结合中双核心之一的地位。


例如项目在展览的策划中始终秉承“从受众中来,到受众中去”的策划理念,邀请部分青少年学生全程参与准备工作,如亲手搭建城墙模型、设计历史游戏等,寓展于教,以一种无形的教育方式将整个展览所要传达的意义高度融合到青少年学生的日常生活中。这种无缝对接的方式,让博物馆展览内容与主题施教项目相得益彰,达到了“1+1﹥2”的效果(图2)。


 

图2  “读城”系列展览思维导图


四、同一主题下的思维联动

 


思维导图将思维形象化,通过节点链接,达到记忆和传播的目的。“读城”项目通过博物馆不同部门、不同博物馆、不同城市,以及线上线下“虚拟阵地”和馆校联动等方式,打造可复制、多元的教育延伸阵地,实现同一主题下的思维联动,将展览普及给观众,提高观众的知识水平,达到教育的目的。


1. 多层次联动,实现博物馆教育的阵地延伸

 


博物馆部门与部门之间合作是第一层次联动。一般情况下,博物馆做展览的正常程序是展览部写大纲,然后陈列部来布展,接着社教部去讲解,最后再做教育活动。而“读城”则首先由社教部牵头,解决为谁办展,怎么办展的问题,然后集合展览部和陈列部的力量,从展览主题的选定、逻辑结构设计、文物展品选取以及主辅展线设计等方面共同策划展览。这些部门在同一主题下形成一个团队,从不同的角度针对目标受众做展览。


在整个过程中,部门之间的沟通和协调形成了很好的联动,为打造让观众满意的展览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馆际之间交流分享是第二层次联动。“读城”系列教育活动作为首都博物馆的品牌教育案例更注重对项目的连续性、可复制性、对比性和互联互动方面的开发整合,优化各地不同的教育资源,为受众呈现别样的观展体验;馆际联动强调以项目牵动馆际间的有效合作,围绕教育理念、教育方法、教育经验等方面与同仁共同分享和延伸探讨,实现博物馆业内分享利益最大化。


城与城是第三层次联动。“读城”项目在策展时充分考虑了博物馆青少年教育在空间渠道上的延伸,通过支援边远地区文化建设,实现跨地域的文化交流。


“读城”目前已走进新疆的五个城市,既让新疆的青少年通过观展和体验活动加深了对首都的情感认同,又让项目本身通过文化交流进行自我丰富和完善。接下来,“读城”将继续以首都博物馆为原点,走进国内其他城市甚至国外,将展览内容及核心知识传播到全中国乃至全球,进而达到与大千世界的联动延展。


2. 打造线上线下传播的“虚拟阵地”

 


因为个体的动机和需要不尽相同,于是需要分众传播。线上传播平台依靠博物馆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分众传播形式,不同的受众,注意力会指向和集中到展览宣传内容上来;线下传播依靠与学校的沟通合作、社会力量的参与。


“读城”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全部信息都通过新媒体发布,还多次通过直播平台带领观众走进展厅和活动现场,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同时,也开发了移动终端设备服务。在“读城”项目运行期间大胆尝试创新,策划团队与项目研发团队开发“读城”应用程序,使数字版“读城”系列活动被完好记录在移动终端,供观展人在线上再次回味博物馆中的美好体验,也让感兴趣的潜在观众在浏览完数字版“读城”后有兴趣走进博物馆亲身体验“读城”的魅力。


3. 馆校联动带动展览延伸

 


作为北京“四个一”工程的项目实施地,首都博物馆为青少年观众量身定制了“读城”系列活动,让学生们在参与教育活动之后能够“知北京,爱北京”,提升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这是首都博物馆乡土教育的一次新尝试。在与学校对接、与教师沟通的过程中,策展人也在不断完善“读城”所涉及的知识点,力求与学校校本课程连接,形成北京特有的“读城”课程体系。今后还将继续开发乡土教育校本课程,让博物馆和学校成为学生们互补历史知识的桥梁。加强馆校结合,使学生们拥有更好、更广阔的资源来探索学习本土历史。


“读城”开展走进高校系列活动,有针对性地选择高校进行巡展。首批巡展的高校为首都师范大学和北京语言大学,其用意在于,一是向未来的师范教育者传播、灌输博物馆青少年教育理念,展示北京城的悠久文化底蕴和历史传承,以期为未来的师范教育者的教育实践提供帮助;二是向国际友人、来华留学生传播展示中华民族和北京城的文化底蕴,以期通过展览引起国际友人和留学生对中国文化的关注,从而将中国传统文化逐步推向世界,在更广的范围内实现民族文化的传播和传承(图3)。


图3  “读城”系列展览高校巡展


五、以核心受众挖掘潜在受众

 


博物馆展览对象一般是将所有受众看成一个整体,即使略有区分也只是针对专业性而言。思维导图注重发散性,围绕一个点进行探究,达到以一而多的效果。在这种思维下,博物馆将展览受众聚焦于某一核心受众,以核心受众带动边缘受众的方式挖掘潜在受众,通过引起这一受众的参观兴趣,带动身旁的亲朋好友一起走进博物馆。


“读城”项目首次将青少年作为核心受众群,项目团队在策展之前做了大量的前期调研工作,分析青少年学生的心理和接受能力,为开展后期工作做了充分准备。


项目根据调研结果,将核心受众群按年龄、兴趣爱好等进一步细化,尽可能地确保每个核心受众都能在展览和活动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


后期所有工作的开展都围绕核心受众进行,以核心受众的视角为导向,实现差异化服务的目标。实践中发现,通过亲子、校园活动等,家长、老师、老北京人等边缘受众群体也逐渐成为项目的中坚力量,并不断发挥监督、答疑的作用。“读城”以核心受众带动边缘受众是增加关注度的一个有效途径,同时还达到了积极发掘潜在受众的效果。


在以往的展览调研中发现,很多受众因为时间、空间等方面的限制无法完成观展或无法参与体验活动,撤展后留有遗憾。“读城”充分利用直播、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公布展览及活动内容,使潜在观众也能实现深度观展的愿望。这种以核心受众带动边缘受众的方式,既让展览的举办有针对性,也为展览增加了不同群体的关注度。


六、思维导图下的展览评估体系

 


一个好的展览评估体系有助于衡量博物馆教育的效果。展览评估体系不只是对展览后的评估,而是包括展览前的调研、展览中的执行、展览后的评估在内的一个完整体系。这种展览评估体系融入了思维导图的思想,使博物馆教育在确保观众观展的同时,激发他们的探索欲以进行深层次的学习,培养观展者再次走进博物馆的兴趣。


从“读城”来说,项目开展之初就充分考虑周期管理,展前进行了充分调研,了解受众群体的需求,尤其对青少年这个核心群体进行了深入调研,根据其年龄的心理特点和成长阶段设计展览项目。同时邀约学校老师、教育研究人员以及学生代表为展览建言献策,帮助策展人更好地设计和布置展览,同时兼顾到课本知识,确保受众青少年看得懂、听得清、记得牢。


在展览中,策展人和组织者积极地与受众青少年交流互动,适时调整展览项目的细节,针对青少年普遍存在的问题及时反馈并邀请专家学者为青少年们答疑解惑,使展览受众高度参与,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在展览期间,讲解员和策展人有意识地鼓励青少年学生探索展览背后的故事以及未知的知识,立足于培养学生探索知识的能力和终生学习的习惯。展览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学习的结束,通过调查问卷及时跟进受众青少年,追踪他们的学习,为下一次项目的举办提供完善的方向和路线,且为其他项目的展览和举办积累了极为有益的经验。上万份的问卷经过专业的统计学模型分析,大大促进了策展人团队对于受众学生群体的了解。其中,多层次线性分析模型(Multilevel Modeling)的应用更是明确了不同层次学生对于展览的不同理解和感触,使策展更具有针对性,更符合学生的认知水平。


综上所述,思维导图下的“大社教”理念整合社会力量,力求多元化、多角度联系观众与博物馆,激发更多观众积极参与,从而达到宣教目的。思维导图关注核心受众,并以此为中心,通过层层影响,连接潜在受众,提升展教水平,使策展人和观展人双向互动,形成完整的展览评估体系,推动了博物馆教育理念和实践创新的发展。“读城”深谙思维导图精髓,以青少年为核心受众对象,采用他们易于接受的语言文字、环境氛围、色彩空间、互动装置体验,多元化多维度地呈现出新时代博物馆教育活动的特色,达到了不需要社教人员引导的自我探究式学习参观效果。


本文改编自《思维导图视角下的博物馆教育理念和实践创新再探讨 ——以首都博物馆“读城”项目为例》,原文刊载于《博物院》2018年第1期(总第7期)。作者:杨丹丹 首都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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