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尘封的古籍“看不到”展览的古籍“读不懂”天价的古籍“想不透”

2014-06-10  作者: 来源: 华商网-华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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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清 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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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6日,陕西省图书馆,“丝绸之路西北地区珍贵古籍大展”上,38岁的张先生(左)隔着玻璃翻拍古籍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5月底,一场由西北五省(区)文化厅共同主办的“丝绸之路西北地区珍贵古籍大展”在西安华彩开幕。这既是西北五省(区)第一次进行珍贵古籍联合大展,也是习近平主席今年3月提出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之后,全国最大规模的一次古籍展示活动。

古籍本是书,却是特殊的书。一方面,是因为它们记载的历史和文明很珍贵;另一方面,是因为它们在经历了战乱、天灾,以及漫长光阴的冲刷涤荡之后,能留存至今,本身也成为了历史的见证和“活化石”。

 值得关注的是:一是大量的古籍至今尚尘封于库房之中,社会“看不到”;二是即便有一些古籍展览,读者又“读不懂”;三是在国际拍卖市场上,动辄上千万的价格又让公众“想不透”?

这就是当前社会和古籍之间的三种尴尬的关系:看不到、读不懂、想不透。张志清显然是解答这些疑问的最好人选之一。1987年北京大学古典文献学专业毕业后,张志清被分到国家图书馆工作,从此踏上了古籍保护之路。他先后任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主任,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国家图书馆方志馆)副馆长。现今,他是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

近日,本报记者对张志清进行了独家专访。

图书馆保管文物地位非常尴尬

张志清:有一部分曾经在国家图书馆举办的国家珍贵古籍特展中看过,但也有很多珍贵的没有看到过,比如西夏文的《吉祥遍至口合本续》。我们几次想邀请它到北京去展,都没有成行。还有东晋写本《金光明经卷》,敦煌的,也很珍贵,这些都没有看过。

 华商报:几个省份联合举办珍贵古籍大展,以往有过吗?

 张志清:过去没有过,我觉得这是个创举。原来都是在北京,国家每公布一批珍贵古籍名录,就调来一些在北京搞特展,现在公布了四批,也就搞了四次特展。由几个省份联合来做,这在全国也是第一次。

华商报:你做古籍保护这么多年,现在最关心哪方面的问题?

张志清:我觉得有待于进一步拓展的是机制问题。比如现在财政部给的钱,名义上是全国古籍保护经费,但又注明是国图本级,既然是国图本级,你就不能调拨给地方。现在地方也需要保护资金,但是怎样把资金通过项目用作全国,还有待在机制上做些努力。

华商报:全国古籍保护经费每年大约有多少?

张志清:2500万,这是财政部给的。

华商报:现在全国的古籍大概有多少?

张志清:现在已知的超过了5000万册,所以资金还是非常紧张。古籍实际上也是纸质文物,而且是非常脆弱的文物。目前古籍这块主要藏在图书馆,但限于体制原因,国家文物局的钱只给文物界,并不给图书馆。

作为古籍,它属于图书馆保管的文物,地位就显得非常尴尬,相对重视不够。

大英图书馆一本书就是一场展览

华商报:如果能将古籍视为文物,至少会增强大家的警觉性。在保护上可能也会有很多的硬性指标。

张志清:对。除了刚谈到的机制不顺和资金不足问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人才。华商报:重点指哪方面?

张志清: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制约因素,你没有人,连普查都做不了。因为做普查不是光数数就完了,你怎么鉴定?另外,修复的人才也很欠缺。2007年我们启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时,全国馆藏古籍几乎三分之一有破损,可业界连100个修复的专业人员都没有。经过这几年的培养,已经有七八百人了。培养一个人才并不容易,他在5年内能够独立工作就已经很不简单了,根本不可能成为大师,这需要时间的历练。此外,专业领域的研究人才也很匮乏。

华商报: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著名西夏学专家史金波先生曾对我说,目前全国能懂西夏文的不超过三十人。

张志清:这还算好的。像龟兹文、契丹文、女真文,懂的人就更少了。对公众来说,古籍是小众的,是竖排、又是繁体字,还没有标点,不好懂。

华商报:它还不像一个青铜器或者瓷器,往那一放,不管看得懂看不懂,至少有一种视觉上的冲击力。

张志清:是的。有时候我们搞古籍特展,摆上一排非常珍贵的宋版书,老百姓进来后一看,呦,就一堆书,也不感兴趣。你说《清明上河图》,大家都喜欢,排着队看,一点一点看,毕竟它是一幅画,很直观。但黄善夫本《史记》,有多少人知道?尽管它的价值非常大。所以我觉得这是个问题。

华商报:是怎样一个问题?张志清:对我们来讲,就是如何将小众的事业做成大众的事业,怎么样让老百姓认识到古籍的价值和妙处。当然,一方面要靠宣传;另一方面,也需要更有创意地做好展览展示。我曾在大英图书馆看到一部有关神猴的印度书,也有人提出,孙悟空的形象是不是就从这来的。这本书在大英图书馆是一页一页的展,这个什么故事,那个什么故事,在印度它还有哪些崇拜,它怎么穿衣服,怎么样表演歌舞,现在还有哪些遗存?就一部书,一个很大型的展览,让人赏心悦目。我觉得,还是应该有更多的办法来揭示古籍的好处和妙处,无论是内容、艺术性,还是史料价值。总之,古籍保护事业关键还是那三点:机制、人才和资金,这三步上去了,事业就起来了。

 国家图书馆将开典籍博物馆

华商报:今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时,专门提到了要“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这应该是一个很大的机遇,也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张志清:对,这也是一个极大的鞭策。现在国家图书馆马上要开一个国家典籍博物馆,我们要拿出一万多平方米来做这个博物馆。

华商报:您怎样理解“活”字?张志清:本身有些东西确实已经死亡了,在文字方面,比如佉卢文死亡了,于阗(tián)文死亡了。有的东西则是有很大的当代价值,只是暂时还没有得到很好的挖掘和利用,需要让它“活”起来,但我以为,这个“活”首先是一个过程。

你得先保护好它们,东西没了,再活也活不起来。你保护不好,这些东西都长虫子了,今天虫子咬俩字,明天咬俩字,那它所承载的文化就慢慢消失了,而文化消失之快是不可想象的;其次还得有人来整理、来修复、来研究,这一定有一个过程,需要大量艰苦的、脚踏实地的基础性工作来支撑。

 流失海外的古籍约300万件以上

华商报:对流失海外的中国古籍,目前有没有统计?

张志清:我们估计在300万件以上。这些书中,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我们积贫积弱时,人家抢走的或者是用低价买走的。像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在敦煌的掠夺行为大家都知道。流失海外的古籍,很多都非常珍贵。我在日本一个寺庙里看到的宋本《思溪经》,在中国连一部完整的都没有。

华商报:这些年来,国家都回购了哪些珍贵古籍?

张志清:比如著名的“翁氏藏书”,就是在流失海外近一个世纪后,在2000年被上海图书馆购回。还有北京大学最近对日本“大仓集古馆”进行了整体性的收购,把2万多册中国古籍全端了回来。去年,我们国家图书馆还从海外征集回一册非常珍贵的《永乐大典》。

华商报:德国也藏有《永乐大典》的部分卷次珍本。

 张志清:是的,我访问德国时还专门去看过。现在《永乐大典》保存在世界8个国家中。我们征集回的那一册,是加拿大一位海外华人带回来的。从海外回来的古籍现在越来越多,但是价格也越来越高。你像北大征集“大仓集古馆”的藏书,花了1亿多。对这些流失在海外的珍贵古籍,非正常途径出去的我们就要追索,因为这是我们的文化遗产。但是正常出去的,比如历史上赠送出去的,则要依靠法律来解决,比如也可以通过数字化的渠道让它们回归。

华商报:国外在古籍保护上都有哪些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张志清:这很多。我们现在的保护设备大部分都是从国外进口的,国内连个脱酸设备都没有。其实脱酸技术的核心不在于机器,而在于脱酸剂的配方。外国可以把机器卖给你,但他们掌握着核心技术,你就必须得用,否则就做不了。这说明我们在保护技术上与国外还有很大的差距。

华商报:能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古籍的重要性吗?

张志清:我们有时候跟文物界也开一些玩笑:比如一边是司母戊大方鼎,这是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一边是司马迁的《史记》,如果一定要损失一个,我们舍弃哪个?司母戊大方鼎反映了商代辉煌的铸造技术,但它没有了,你还有四羊方尊?你还有这个鼎那个鼎吧,至少它的根本意义还在。但《史记》没了,就意味着中华5000年的文明,一半没了。《史记》关于商王事迹的记载,跟出土甲骨中的记载基本一致,它对西周诸王的记载也和出土的青铜器记载一致。这说明,司马迁在写《史记》时,他所看到的资料,所掌握的素材,远比我们现在多得多,这是很了不起的。历史、文明,包括民族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就沉淀于这些古籍之中,这就是珍贵之处。 本报记者 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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