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建强:文化遗产学科应整体协同发展,博物馆学要加强对认知与传播的研究

2017-05-05  作者: 王悦婧 来源: 弘博网

近日,浙江大学成立 “文化遗产学科发展联盟”,将文物与博物馆学系、艺术与考古博物馆、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古代书画研究中心、人类学研究所等机构的可融合资源进行梳理盘点,并增设考古研究所、艺术史研究所,整合人类学研究所,将业务发展、学术队伍建设、设备平台等纳入“学科联盟”统一规划,培育文化遗产领域新的学科生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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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弘博名家我们采访了浙江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严建强教授,请他介绍更多关于文化遗产学科发展联盟的情况及文博专业在其中的布局与发展,并请他分享对于博物馆学科意义及发展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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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建强,历史学博士,现任浙江大学文物博物馆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文化遗产与博物馆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博协博物馆学专委会副主任,多年从事博物馆理论与展示设计的教学与研究,曾主持全国各地数十家博物馆的展览策划与设计。

建立浙大文化遗产联盟有助于文化遗产相关学科的协同发展

严建强介绍,浙江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的建立与历史学系的毛昭晰教授有密切的关系。早在1978年毛昭晰教授就提出,史学和考古都需要借助博物馆的平台把知识输向公众,应将文化遗产及文物与博物馆纳入高等教育中。在毛昭晰教授不懈的努力下,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申报成功,成为历史系中的一个专业方向,并于1981年正式对外招生。合并后的浙江大学于2008年将历史系的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升级为系级建制,同时建立文化遗产研究院及艺术与考古博物馆。

浙江大学博物馆学专业的学科设置相比其他学校有其特别之处。除了人文历史的课程外,还开设了自然科学的相关内容,包括植物与植物分类、动物与动物分类、古地质与古生物等课程。严建强介绍道。

虽然文物与博物馆学系一直在不断的发展,并取得了不少成绩,但其进一步发展仍存在着瓶颈。严建强坦言,目前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的资源整合和相关政策还存在一些问题,缺少具有激励机制的评价体系,人才引进不畅,教师的教学工作压力很大。

当前政府与社会对文化遗产空前重视,将其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的层面。在浙江大学,文化遗产与博物馆学作为重要的学科增长点,其进一步的发展需要构建一个资源共享和协同配合的新平台,文化遗产联盟的概念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这一概念将校内与文化遗产有关的各不同板块,包括从事文化遗产的研究、保护、传播的文物博物馆学系、文化遗产研究院、艺术与考研博物馆、艺术史、古代绘画整理出版等,进行了资源整合,为今后独立建制的学院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重视科普工作,加强博物馆学的研究

严建强认为,应当从一个更理性、更具前瞻性的角度去认识博物馆学。长期以来,重科研、轻科普的观念导致了博物馆学不受重视:博物馆学的研究成果不易获得承认,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也难寻踪影,从而导致了博物馆学得不到充分的发展,影响了博物馆事业的健康发展。即使在博物馆业界内,这种倾向也十分明显,从事专业学科研究的人员比那些研究博物馆如何才能更好地为社会服务的人员在资源分配等政策上更具有优势。

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从社会的角度看,人们对通过知识的公共化以提高民族的文明水准、提高公众的科学素质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认为只有科学研究造成的新发现、新发明才是国家强盛与荣耀的标志;从个人角度看,科学研究的成果可以与个人利益直接挂勾,科普工作只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而博物馆学本质上是一个致力于科学传播的学科。

这种观念的改变依赖于两个方面的转变,一是社会端正对科研与科普关系的认识,关于这一点,最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普与科研同样重要,已经为这一问题作出了结论,关键在于怎样落实;二是学者要有情怀与担当,不要仅仅着眼于个人利益,而把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明素质作为同样重要的使命。只有完成这两方面的转变,博物馆学才能获得正确的认识与对待。

他也指出,目前文化遗产领域还存在于不同学科各自为政、画地为牢的现象。这是对文化遗产领域的有机性与系统性缺乏了解造成的。事实上,目前各种与文化遗产有关的学科,都是这个系统中的一部分,一个环节。这个环节包含了文化遗产的发现与收集(考古、民族学调查、非物质文化调查等)、甄别与评估(文物鉴定与文化遗产价值评估)、保护与管理(文物保护与修复、法律与国际公约、文物保护单位、社会宣传等)、分析与研究(对文物本体的研究以及对文化载体的研究,包括制造信息、功能信息、使用信息、关联信息等)以及传播利用(文化旅游导览、文化遗产频道、博物馆),这些学科是互相密切关联的,共同履行让文化遗产活起来,将文化遗产转化了历史文化资源的使命。这一工作不仅能促进我们对历史、对自然的认识与发现,也能对学习型社会的构建作出重要的贡献。浙江大学文化遗产联盟的建立,如何获得成功,将能够极大地促进学科的协同配合,为文化遗产事业的整体性发展提供重要的实验平台。

博物馆学要加强对博物馆认知及传播的研究

在与文化遗产有关的各学科中,博物馆学主要研究主要着眼于如何通过机构运行,将文化遗产中蕴含的过去生活的信息更有效地传播给观众,为观众与自然及历史的对话构建一座桥梁。

目前,中国博物馆的数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着,但质的提升与量的增长并不同步,关键在于博物馆学尚没有得到很好的普及,博物馆的建设缺乏正确的理论的指导。一个突出的方面是,博物馆展览建设中对传播策略的制定缺乏针对性,核心是缺少对观众学习过程中认知特点的认识。所以,在博物馆大发展的背景下,如何加强对观众认知过程及其特点的研究,成为当前博物馆学发展的重要任务。鉴此,浙江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近年来将这一问题作为主攻方向,一方面积极准备出版《博物馆认知与传播》丛书,另一方面就是筹备4月10日和11日即将召开的博物馆认知与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

严建强认为,要准确了解博物馆观众学习过程中的认知过程及特点,就应将这一过程与其他媒体进行比较。在他看来,博物馆作为一种公共媒体,观众学习与其他媒体最大的区别在于,他不像阅读者、聆听者或观剧者这些纸媒、声媒及影媒的受众那样,静坐着按传播者指定的方式接收信息。博物馆观众的学习是在特定空间中行走中通过对博物馆物的观察与操作进行的,学习的介质不是日常生活中熟悉的符号或图像,而是历史上留传下来的真实的物。观众所要获得的信息并不象其他媒体那样是显性的,而是深藏在物持的深处,没有专门的训练是无法自行释读的,属于隐性信息。正因为如此,博物馆必须介入与干预观众的学习过程,其具体做法是通过为观众搭建一个易于理解的观察平台,帮助观众理解博物馆物所承载的文化信息,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阐释与叙述。

另一方面,观众的这个学习过程是在站立与行走的交替运动中进行的,他在学习过程中有选择路径与展项的自由,传播者对其行为方式的控制力是极弱的,如何使他们按照策展人的意图选择,是一件复杂的事,同时,这一行走与观察的行为又是一个耗费大量体能的过程,这一特征极大地影响了观众的学习方式及其效益。如何适应这种学习的行为方式也是博物馆必须认真考虑的。浙江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召开的这此会议,正是想通过召集全球范围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学者一起讨论,通过学术讨论共同寻找相关的对策。相信这种全球范围的协作研究,能够有效促进这方面的研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上述提出的问题。

最后,严建强指出,博物馆学所研究的这些问题是其他学科不会专门涉及的,它这表明这一学科有自己独特的研究范域,是其他学科无法代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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