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掘考古的新文化层:思路在哪,钱在哪,人在哪

2016-08-08  作者: 图不灵 来源: 弘博网

做展览、搞文创、建虚拟体验馆、出动漫、编卡通,看到这些,你会想到是一家考古所做得吗?近年来,四川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做好发掘、研究等本职工作外,不断创新,做了很多开拓性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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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树的传说》是我国首部考古数字动漫。它取材于三星堆出土文物,结合《山海经》、《淮南子》等历史文献以及中国古代神话传说,运用三维动画,演绎青铜神树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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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义立》是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2005年联合在越南所做的田野考古发掘报告。

一个考古机构为什么要做这些?又是从哪儿来的人力和经费?为此弘博网专访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高大伦,听他分享如何用好设计与执行力让一个个看似不可能落地的项目最终生根繁茂、如何动员广泛的社会力量参与文博事业、又是如何调动文博工作者不断创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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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大伦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四川大学考古系本科毕业,西北大学古文字方向研究生毕业,曾先后在川大博物馆、川大教研室、四川省博物馆工作过。

文创不仅仅是实用型商品

建考古体验馆、做展览、开发文创产品,当记者问及为什么会做这些工作时,高大伦首先阐释了他对文化创意产品的理解:博物馆、考古所等公益机构发展文创事业也不是以获取利润为主要目的,最主要在于传播文化,而文创应不仅仅是开发设计几件在小卖部卖的商品,其载体形式应当是创新的、多样的。甚至展览、考古体验馆,某种程度上都是“文创”。

考古体验馆

前些年我们对文创产品的理解基本在于实用型商品的范畴,都是包包、文具盒、笔记本、文化衫之类的,博物馆也都是这么做的。改革开放之后,文创多以纪念品形式出现在博物馆的商店中。一般这种部门国家都不投入钱,很多单位也不会自己投钱来做。通常店面场地都没有费用,只需承担一定的运营成本,多年前一些单位把博物馆商店作为自己的小金库,但因为博物馆是全收全支的财政拨款单位,所以其实国家并不鼓励这种做法。当然这些年已基本没有这种情况了。

还有的博物馆把商店出租给社会企业,然后收取一定的管理费。据高大伦介绍,当时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门口有200平方米的空地,如果出租的话会有可观的收入。但一个考古单位,靠出租铺面赚钱,不是本事。真正的本事应该是用这个铺面干好考古本行。最初他们想利用这200平米搞一个考古博物馆,但因安全问题达不到博物馆的标准。后来就换了个思路,搞了一个虚拟体验馆,这样就不涉及文物安全问题。三年前他们用了大概两三个月时间做出了虚拟体验馆,里面没有一件文物,但却能让参观的人真正感受和体验考古工作,同时又充分利用了有限的场地,一举多得。今年五月考古体验馆还升级到了2.0版阶段。

文创产品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也开发了品类众多的文创产品,最大的特点就是强调艺术生活化和做出特色的重要性。高大伦解释道,“比如之前都是卖画像砖拓片,我们把汉画像砖图像印到围裙、桌布、鼠标垫上组成家庭生活三件套,深入到生活细节中,品味高,价格还不贵”;文创也是要做自己很有特色的,别的地方没有的,所以四川考古院都是根据他们亲自发掘出来的东西来挖掘文创产品的文化元素;而且他们通过观察发现,很多来参观的游客都是外地人,复杂的包装占地方又拔高成本,所以注意简化文创产品的包装,力求做到小而精。

考古探险中心

他们的“文创”还不止于此,还有一个“西部考古探险中心”,每年会开展大型的文化线路考古调查,还出版了多本考察报告。央视也为此拍摄了多部专题纪录片,这已成为四川考古院的一个品牌。还通过设立文物医院和文物移动医院、编导考古科普动漫片、编写考古卡通书、做文化遗产展陈创意策划方案等很多方式来告诉大家考古究竟是在做什么。

他也强调,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做好发掘、研究的基础上做的,毕竟四川考古院的主业不是做“文创”。

经费从哪里来?

当被问及这些项目的投入成本及经费来源时,高大伦首先强调了全盘规划的重要性,指出虽然做这些不是为了赚钱,但也不能没有底线的乱花,所以整体应该有预算或计划。始终明确做文创的目的是教育、传播文物知识的延伸,然后在充分发挥社会效益的同时尽量实现收支平衡,社会效益其实也是间接的经济效益。

据他介绍,四川考古院的体验馆展览的投入上百万,数字动漫片也耗费颇多,这些项目的经费主要有以下几种来源:

出版宣传经费

大型的、基本建设的考古工程往往有一笔出版宣传费。他们没有把出版宣传仅仅理解为出版一本报告或者是召开一场新闻发布会,而是认为宣传是个大工程,不能做得那么狭隘。出版报告是必需的,可是看报告的人很少,所以他们重视做科普。科普工作除了常规的,比如让学生参观考古工地、考古进校园、在世界遗产日做活动等,还很注意宣传的多样化、与时俱进。

他举了“考古宜宾五千年——向家坝水电站文物抢救与保护成果展”的例子。这是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宜宾市博物院主办,于2015年8月在宜宾市南岸图书馆展出的展览,400余件展品均是从向家坝库区出土的3万余件文物标本中精挑细选出来的,有石器、铜器、陶器、瓷器等类型,时代跨越新石器至明清。当时,四川考古院征求了建设单位、地方单位所在地文化局、文物局、博物馆的意见,然后决定共同来举办展览。他们提供展览内容,并得到建设单位认可,在宣传方面也着力颇多。开展前一月内,宜宾市院线所有影片放映之前,都会先放这个展览的宣传片;展出时,推出民工专场、移民专场、所在地的居民专场、建设地单位职工专场等,让公众知道在这片土地上挖出了什么,挖出来的东西有什么用,曾经这里是什么样。这个展览成为宜宾史上最受欢迎的文物展览。四川考古院也为展览出版了书籍,开发了文创产品。他也谈到考古类文物展览的策展应该以考古专家为主。认为公共考古活动的内容与形式不可偏废,内容要以学术为基础,而形式和推广手段则需不断创新。公共考古理念和活动要融入考古部门的日常工作,杜绝作秀。

在承接工程时,面向建设单位也是如此,应当让付出经费的他们了解考古是什么、为什么重要、为什么要保护文物、他们有什么责任。四川考古院的做法是把他们领到考古体验馆,带他们去看展览,他风趣地说到,“说再多,不如让他们切实感受到。看过我们的体验馆之后,他们就通常比较容易理解是怎么回事儿了,觉得心服口服。”

上级单位的支持

四川考古院做了很多创新、开拓的项目后,引起了上级主管部门、省上领导的关注,包括文化厅、科技厅等机构,领导意识到原来考古可以这样来科普,开始主动支持考古院。

《神树的传说》数字片就是文化厅的产业处支持他们做的。这个项目也是个尝试,是首次对一件文物的深度解读。从文物收藏史来看,最早的收藏是放在家里请人来看,随着时代的发展有了博物馆,能看到精彩文物的人群更广泛了,但只靠讲解员还是略显单调。四川考古院与时俱进,尝试了电子触摸屏、做视频、做动漫,现在尝试最新的数字动画方式。

高大伦介绍道,三星堆的青铜神树适合搞数字动画,能达到效果而且节约成本;如果让真人来演,成本高且未必上档次,最重要的是,数字技术比真人出演更适合表现神话传说。他们很早就在研究三星堆的青铜神树,隐约觉得其中蕴含了“后羿射日”、“嫦娥奔月”等神话传说的影子,所以他们就把这些呈现出来,以此引导公众的思考和探索。在申请课题时,他们就对这部数字动画片的时长、期望达到的效果、载体形式等有了整体规划,期望在一年之内有30万人以上看到这个视频。据悉视频也将放到三星堆博物馆神树厅的墙上循环播出,考虑到三星堆每年有几十万客流量,这个预期应该较容易实现。

社会力量的捐赠

四川考古院的项目也得到了社会企业的赞助,做考古探险有企业赞助拍摄纪录片,做体验馆、展览有企业赞助三维扫描等技术。通常第一版成本较高,之后升级、提升就没有第一次花费那么多了。高大伦强调只要有好的思路,不论是政府还是企业,他们会愿意投入资金,会吸引到很多力量的支持和参与。

当问及经费的整体情况时,高大伦的回答则像薛定谔猫一样,呈现一种叠加状态,“既有钱,也没钱”。有钱在于他们能从仅有的经费中挤出钱来做这些项目;没有钱则表现为经费太少,少到不足以支撑他们实现更多更好的想法。

思路+执行力是最好的助推力

高大伦在总结了他的工作方法后,认为最重要的是有好的思路,然后用强有力的执行力去推进。

很多事情要先行先试,你做出来才能让人信任。《神树的传说》构想其实很早就有了,大纲也较早就有了,所以等到上级单位认可决定开始做的时候,很快就能呈现在大家面前。

而做事情的时候,更是要全程参与、主导。四川考古院做文创、做数字动画都是这种思路。《神树的传说》从参考文献、故事如何展开、镜头怎么展现都是他们在做的,不是提出设想后就不管了。

他也提到,文创产品如果全部委托企业来做或者博物馆仅做授权的话,是很难做好的,企业与博物馆有隔阂,对文物蕴含的文化元素挖掘和理解都有局限。这一思路跟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文创做法很相似。文创产品是由馆长亲自带领团队来做的,全程参与、主导设计、制作、销售等流程,而这些,本就应该是新形势下文博单位的本业。

关于执行力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国外开展的田野考古工作也取得了颇多成绩,这些也得益于他们敢于、善于抓住机会,在条件不具备的时候会想方设法创造条件。十多年前,四川考古院得知越南国家博物馆馆长欢迎我国去考古发掘一事,认为去越南发掘一处与三星堆遗址同时代,且出过与三星堆相近的文物的遗址,对四川的考古事业发展是个机遇,应该抓住这个机会。于是立即行动起来,初步论证计划后向省文物局做了报告,省局领导也认为我院若能去国外考古发掘,特别是发掘点可能与三星堆有一定的关系,是件大好事,省里很快同意了并转呈报到了国家有关部门。但是,这个报告在国家有关部门近一年也没有得到批复。他们多方了解,得知没批复的原因是没遇到过,也没有被赋予审批到国外考古发掘的职能,所以没法批复。

这个时候他没有就此放弃,而是灵活变通,作为院里自拟项目来实施。并且找到田野考古力量更强、经验更丰富的考古所合作。终于到2006年秋,四川考古院和陕西考古院自立项目、自筹经费、各出两人组成的赴越南考古队终于成行了。如今,在越南所做的田野考古发掘报告已经出版,回过头来看,这次发掘应当是我国内陆省级考古研究机构在国外的第一次田野考古工作。这次发掘能成行,与高大伦的执行力和认准了就不轻易放弃的性格有很大关系。

人不在多,同心则灵

经费的问题得到了解答,但是人力成本又怎么算呢?当记者表达出不太理解为什么四川考古院有人力做这些事儿的时候,高大伦则反问我,“上下一心,都充分投入工作,怎么会没有时间做呢”。他认为其实所谓的时间精力根本不存在问题,很多时候我们把一些事儿想得复杂、想得神秘了。他不能理解为什么经费到位的情况下,会出现一些本来两、三年就可完成的项目却要搞十年八年的现象。这种拖沓往往是整体布局不匀称,前松后紧,前面很悠闲,最后才开始赶工,通常呈现出来的东西难免粗制烂造。主要问题在于不做事儿。四川考古院做项目都是提前布局,及早准备,资源一配齐,很快就能出成果。

据记者观察,四川考古院在管理、用人方面也很有方法,他们充分信任年轻人并给予很多锻炼的机会。当问及院长高大伦的管理之道时,他却表示其实没有什么高深的方法,只是他会从个人成长方面来安排工作,他认为开展这些项目对年轻人未来发展是有好处的。他讲到,“很多人学考古,从事考古工作,开始会很惊喜,很神秘,但时间长了也会觉得很枯燥。但是在四川考古院,可能会发现考古原来可以这么好玩,可以编动漫,可以做考古探险,可以做很多转化,而这些事情其实只有我们能做。因为实际上搞动漫的人是做不了把考古转化为动漫这件事儿的。”所以他相信四川考古院的年轻人,将来一定会很受这个行业欢迎,因为发展很全面,不仅有对专业的深度研究,而且有对社会的横向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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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四川考古院青年学者在哈佛大学参加东亚考古学会第7届国际大会

而在做这些项目时,不仅是业务人员,连财务科、保卫科、人事科、门卫等后勤人员都会参与进来,都来看样品,提参考意见。全院上下都会参与进来,虽然他们也知道不能保证一定会赚钱,但是大家都知道这对单位、对考古事业是好事,所以愿以极高的热情去做这些事儿。

其实做这些事儿也并没有什么“奖励机制”,但是大家都愿一起来干。在与四川考古院的工作人员交谈中,记者获知这种主动性主要得益于自上而下的带动。院里领导都亲自干,带动着大家也一起做,渐渐形成了一种良性的氛围。每个人心里也都知道,这些都是有助于个人成长的事儿,应该多多参与。刚开始做的时候,也有一些同志不理解,认为不好好做科研,做这些是干什么?但是院里并没有在获得百分百的认可后才做,他们会先去做,做出来之后用事实向其他人证明体验馆、展览、文创都很不错,慢慢也就吸引到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进来。高大伦也由此得出一个很深刻的感受,要允许走弯路,允许失败,只要是真心付出了,用心去做了,失败其实没有那么紧要。

高大伦对现在院里的工作氛围很满意,他认为考古人就应该是这样的状态,愿意尝试新鲜事物,愿意承担工作,做事情就应该这么做。因为这些本来就是你的工作,不能仅仅为了奖励而做事,应该有一种职业状态和专业精神,工作中是有责任目标的,做科普与做学术研究一样,应该都有所要求。

而对现在热闹的博物馆文创事业,他则认为全收全支的体制不是阻碍发挥积极性最重要的原因,在现行制度下,要以人才驱动发展,从这个层面讲,博物馆馆长、考古所长应该很全面,既是专家又不是专家,专家的方面表现在专业方面,当遇到专业问题时,知道怎么能解决;但是另一方面,他应该有广阔的视野,是一个好的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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