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建川:企业家如何“一夫当馆”去抗战?

2015-08-20  作者: 李少威 来源: 南风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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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一定反映人的内心,尤其是艺术创作行为。7月30日,当我走进樊建川那间巨大的办公室的时候,首先看到的是挂满四面墙壁的个人书法作品,紧接着发现了这些书法作品中出现频率最高的那个字—“死”。

这个字,有时夹在一句话里,有时单独一幅。

所以我开始的问题就是,你对生死都已参透了吗?

樊建川说:“人到暮年嘛,没必要去回避。”

他生于1957年,今年不过58岁。他理解的“暮年”来自一种家族经验:父亲一辈兄弟4人,3个没有活过60岁,四叔在60岁以前眼看就要死掉,亏得他及时送医抢救才活过来。

在他的“建川博物馆聚落”里,抗日战争、文革、汶川地震,多涉死亡,最触动人心的文物,有战俘就义前轻蔑地微笑着的照片,有地震遇难小女孩的骨灰,有从“文革”自杀者身上搜出的浸染了尸水的遗书,有被处死者生前擦过屁股的印有领袖照片的报纸。

然而虔诚地做博物馆的人,必须有足够的寿数。所以启功先生给樊建川题过一个“寿”字,希望他长寿,把想做的事情做完。他用10年时间,建成开放了25个博物馆,明年他又要启动另一个宏大计划,他的终极目标是建成100个博物馆。“真成了,让我马上死都可以。”

他认为,这样做的意义是,可以“提高历史的像素”。“就是数码相机讲的像素,像素越高越清晰。”

钟情博物馆

“做文化项目,我不做一流,只做第一。”这是樊建川一直坚持的想法。“比如我做博物馆,现在每个馆都是全国第一,我就不愁人气,你爱来不来,不来那是你的损失。”

十几年前,建博物馆之前,就有无数“忠告”袭来。“要让一个人完蛋,就让他吸毒;要让一个企业完蛋,就让它建博物馆。”

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樊建川当然知道建民营博物馆往往是“取死之道”,投入一定是无法回收的,平日运营能平衡成本的都稀有其例。但他这个投资数以十亿计的博物馆聚落,2005年开馆,2010年就实现了收支平衡。

因为“第一”,它无可取代。

第一个国民党军队抗战博物馆,第一个战俘博物馆,第一个美国飞虎队援华抗战博物馆,第一个抗战老兵手印广场,第一个中国壮士广场……他正在等待机会揭幕第一个汉奸博物馆。

然而,“第一”意味着领先于时代,也必然意味着风险,以及过程的艰辛。

“正面战场馆”是大陆第一个国民党军队抗战博物馆。国军功绩,以前较少提及或者被社会刻意遗忘,樊建川这个“第一”,是以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去面对过去。然而一时之间,也是众议纷纭,压力巨大。

时值2005年,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胡锦涛在抗战胜利60周年大会上讲话指出:“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

话音落下,关于“正面战场馆”的争议也就尘埃落定。

政治正确性方面的压力化解了,但烦恼并未离开。国军抗战馆的建筑规模不及共军抗战馆大,国军抗战老兵又有意见。“有一天,七八个老国军围着我,表示不满,说应该把两个馆修得一样大。我说,我父亲是20世纪40年代的共军,我是70年代的共军,自己的馆,肯定要修大一点。老国军们你看我我看你,然后一起打量我,齐步走了。”

陷入历史争执当中注定没有结果,樊建川换了一种小格局的逻辑,轻轻地将问题化解。是的,从生活常识上讲,钱是人家出的,人家把关于自己的那个馆修得大一点,不是很合理吗?

建中国壮士广场,会涉及领袖的塑像需要有关部门审批的问题。建“不屈战俘馆”,会陷入“玉碎”还是“瓦全”的争执。

尽管抗日战俘大多凛然不屈,并未“瓦全”—比如人们熟知的赵一曼,但还是有人不理解,一名正部级干部看了之后问樊建川:“他们为什么不自杀?”一瞬间,他不知怎样去解释。

几乎每一个馆的落成与开放,都牵涉着成见爆发、价值观争议和居高临下的道德指责,樊建川必须一一面对,以柔克刚。

至今,仍有一些问题无法克服。他筹备已久的“汉奸博物馆”,建筑已经建成,文物已经备妥,但一直没有展出。“因为汉奸的后代,会动用各种力量来阻挠。但不管怎样,我最终一定是要做的。”

“建川博物馆聚落”里,安静躺着的,是历史,也是樊建川的社会理想。

人生永动机

樊建川是安仁小镇的最大谈资,人们乐于谈论他,因为他和他的博物馆给这里带来了人气、商机和就业机会。

一说樊建川,往往会提到那个四川人熟知的故事:樊建川的公司是都江堰城区最大的开发商,汶川地震的时候,他建设的小区没有一间房子倒塌,老百姓打着横幅感谢他。

我在落脚的一家客栈里,跟店主人闲聊时说起樊建川。我说他很忙,店主人很惊讶地说:“他会很忙?我以为他每天很悠闲呢。冬天的早晨,我经常看到他在湖里游泳。”

不了解樊建川的人,很自然有这样的想法。樊建川是个大老板,2007年,他以20亿元资产位列胡润中国富豪榜第397位,按常理,年近退休,也应该过上安闲生活了。

现实里,他确实很忙—忙着找钱。他把做房地产开发商赚来的钱,都投入文物购买和博物馆的建设与维护中,这一选择“套牢”了他的余生。

我获得樊建川的特许,进入他的库房参观。两层共约4000平方米,文物堆积如山。库房管理员石岩说,这个库房里文物约800多万件;一共6名工作人员,在这里忙碌了10年,专门负责对文物的整理登记,如今工作量尚未过半。而这样的库房,樊建川在外地还有好几个,一共有1万多平方。

办公室工作人员黄毅说,2005年开馆前,连续一周,每天都有3个火车皮的文物往安仁运来。按樊建川自己的统计,他的文物总量有300多个集装箱,全国各地都有为他收购文物的联络员。

仔细看完“建川博物馆聚落”里的文物,一般需要3天时间,而这些展出的文物,只占樊建川所收集文物总数的1%。

“建川博物馆聚落”占地500亩,员工500多人,每天运营费用10万元,而门票收入,只够电费。所谓2010年实现平衡收支,是把樊建川自己的收入算在其中。

他给我掰着指头算他的收入来源。

“一是讲课。我当了8年大学教师,这是我的一技之长,很多单位请我去讲课。讲课费有高有低,高的,华为一个小时给4万元,还有一家电讯公司给5万元,低的只有4千元,算下来一年也有几百万元收入。”

“二是写书。我现在出了七八本书,其中2本得了国家图书奖,都卖得还可以,一年收入好几十万元。”

“三是卖唱。我自己录了一张CD,名叫《嘹亮》,卖得挺好。我总是飞来飞去,天有不测风云,我做好摔死的准备,所以原本是录下来在追悼会上用的。我死了不要放哀乐,放自己唱的歌。没想到在市面上卖得不错,据说北京上海还有盗版。”

“四是卖字。我的字有时一天能卖几张,挣个几万块用来发工资,挺好,一年大概能卖100多万元。”

五是做‘博物馆提供商’。国内很多地方要建博物馆,又没什么经验和资源,我们给他们策划、设计,现在已经做了十几二十个,一年能做到2000多万元的产值。比如宜宾的李庄古镇,博物馆是我们策划的,他们一件文物也没有,我还给捐了1000多件文物,两大卡车。”

更早以前,樊建川已经把他在成都的办公楼、加油站和铺面卖了个精光。

这些就是樊建川养活“建川博物馆聚落”的经济来源,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都需要樊建川亲自动手。

于是,生死问题又回到谈话内容中来了。“比如哪天我出车祸死掉了,这些活就都没人能干了,所以我争取再干15年吧,把它干清楚。”

“正面战场馆”里,有黄维将军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些用品,包括他手书的研究“永动机”的心得。樊建川的人生,正像一台永动机。

留皮作鼓

在樊建川“100个博物馆”的计划当中,“建川博物馆聚落”只是一个样板,明年开始,他就着手建设一个1800亩的新博物馆群,土地已经找好,拟用10年建成。“到时我的重心就会转移到新馆上去。”

对于绝大部分人而言,樊建川的计划之难度,是空前绝后的。计划的承担者,须具备几个特质:一、要有很多很多的钱;二、要有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特质;三、要有接近玄奘大师西天求经那样的坚韧度;四,要在相当程度上无私。

让历史给时代提供一个这样的人,是一个小概率事件,而目前看来,樊建川正好是这样一个人。

樊建川准备在自己死后,把博物馆及夫妻共有财产的个人部分全部无偿捐献给国家。2007年12月4日,他已经在成都市蜀都公证处做了一纸公正,当天生效。

当他向妻子提出的时候,妻子犹豫了一下,说需要几天时间考虑一下。“我心里有底,她思想肯定会通的,大约过了1个星期,她就签了名。”

樊建川说话的时候,每到动情处,会突然提高音量,就像晴天里一个未经预告的霹雳,与此同时,他会用手边能拿到的某种物品使劲敲击桌面。

“咚咚”声中,我怀疑他的苹果手机还能不能正常使用。这似乎暗示着,他喜欢大动静,生活的每个阶段都激情四溢,死后他也不会安于沉默。

樊建川提出了另一个遗嘱:捐献遗体。

他打算捐给曾经任教8年的重庆第三军医大学。“我的心呀,肺呀,眼睛,骨头,该做什么做什么,但我的皮我自己要,用来做一面鼓。我按照军鼓的形式先把架子做好,我死后再把皮绷上去。这面鼓放在博物馆里,谁要敲一下,我就出现在对面很大的声控电视墙上,给他唱一首歌,他必须为我的博物馆捐1000块钱。”

樊建川已经写好遗嘱,妻子一开始同意,后来反悔了。三医大一位解剖室主任,曾是他的学生,到了成都跟樊建川夫妻一起吃饭。“他摸着我的后背说,樊老师,到时就用一个钩子钩在这里,从这里开个口,保证把皮给你完整地剥下来,我再帮你绷好。”

妻子闻言,脸色大变,马上表示丈夫死了要火化处理。

与历史共情

樊建川外在的表现总是很活泼,他常常用戏谑的、甚至有点无厘头的理由去做一些严肃的而且已经深思熟虑的事情。

比如,1979年为了符合入伍年龄,他把自己的生日从4月4日改成了9月4日,后来要再改回来就十分麻烦,他依旧坚持要改。“我不甘心的是,我死的时候,寿龄上少活了半年。”

这样的表达总让人会心一笑,但人们看不到的另一面是,他一个人待在文物库房中,面对一件件承载着个人与民族苦难的历史物件时泪流满面的场景。

“我进入历史,比一般人敏感,文物用自己的语言跟我对话。对着八路军用过的带血的绷带时,是山西话;对着日本兵的家书时,是日语;我能真实地听得到。”他对历史常常有一种代入感,“看到英勇不屈的战俘被日本人杀害的照片、文字记录,我就会希望进入其中,陪着他们,一起赴死。”

这个时候,他很痛苦。

或许正因为他具备这种与历史人物共情的能力,才使得他做出来的博物馆,总能让许多人无法控制情绪,当场号啕大哭,其中包括一些有地位的大人物。

“这属于一种特殊的能力。”樊建川说,“但我不希望年轻人像我这样生活在历史的痛苦当中,所以我从不让女儿女婿参与博物馆的事务,也不把博物馆留给他们,这个主题太宏大,太沉重,不是他们所能承担的。我希望他们有正常的生活。”

博物馆里呈现的抗日战争内容,只是他的收藏中很小一部分,但在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这足以构成他加倍忙碌的因由。他的助理常建伟说,随着8月15日和9月3日的临近,樊建川要接待的媒体、要讲的课越来越多。在办公室的白板上,7月30日当天写着的只有《南风窗》来访,事实上却来了三四家媒体,樊建川一直忙到深夜。

媒体向他提出的各种问题,都离不开“历史真相”这一主题。真相无害,真相永远都在,然而,它呈现出来的面目,部分取决于当下的态度与需要。

有时候,面对历史,比面对现实还要艰难,但没有理由去回避。用樊建川的话说,如果我们不尊重先烈,后人也一定会抛弃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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