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谦:公共考古是考古学很重要的一部分

2013-09-03  作者: 韩少华 来源: 东方早报

良渚遗址局部

石峁遗址局部

今年76岁的考古学家李伯谦教授,曾任北京大学考古系主任、考古文博院院长兼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馆长,亦出任“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首席科学家,参加和主持过河南偃师二里头、安阳小屯殷墟、山西曲沃晋侯墓地等多处遗址的发掘。

他于上月底参加“世界考古·上海论坛”时,接受了《东方早报(博客,微博)·艺术评论》的采访,在谈到公共考古相关话题时,回忆起上世纪50年代中国考古发掘活动与公众互动的情况。

艺术评论:能从个人体验出发,谈谈考古学是什么吗?

李伯谦:我是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的,之前对考古一无所知。那时候的北大历史系在一年级的时候是不分专业的,到第一学年快结束的时候,中国史专业、世界史专业和考古学三个专业分别派老师来动员我们选择专业。我们都很清楚地记得,当时是吕遵谔先生(著名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来跟我们解释考古是怎么回事、考古的优势等。而且,当时觉得考古专业还很灵活,会经常到野外去,可以有机会遍访名山大川,还要学别的专业都不学的照相,所以觉得考古好玩。那时候刚入校,都很年轻,大家说着“学考古学考古”,我就到考古专业了。

其实,那时候对考古学的认识仍然很肤浅。

选择了考古专业之后,1958年,吕遵谔先生就带我们过“共产主义暑假”,暑假不放假了,两个班级的同学都一块儿拉到北京周口店去搞考古发掘,第一次见到挖出古生物的骸骨、鬣狗的粪等等东西。当时又有郭沫若、裴文中这些有名的学者来讲课,让我感觉到考古学这门学科确实是非常生动活泼的。而夏鼐先生来讲考古学通论的时候,也跟我们说清楚了考古学是中国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问题,但也解释了考古跟做文献研究的历史学是不一样的,考古主要面对古代人遗留下来的东西,通过这个来研究中国古代人类是怎样生活的,社会是怎么发展的。那时候,我已经慢慢地入门了。

对我来讲,真正能让我下定决心从事考古学的契机是1959年的田野考古实习。我们班到了陕西的华县,发掘仰韶文化遗址的居址和墓葬,那次经历让人特别兴奋。我当时是在元君庙那个组参与发掘仰韶文化的墓葬区。发掘到有的墓葬里有十几个人埋在一块儿,对遗骨鉴定发现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老师就启发我们思考为什么这些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人都人埋在一块儿,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同学们也争论,很有意思。

我感觉从中能获取的知识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不是一般的政治史,而是活生生的人类当时的生活状况,这让我特别有兴趣,觉得考古学可以获得很多新鲜的材料,而这些材料是一般历史书上没有记载的,通过这些材料,我们可以看到古代人丰富多彩的生活。

艺术评论:考古学研究成果是否应该积极与公众分享?

李伯谦:其实在我读大学的时候就很提倡这个了。当时的要求是,考古队做考古发掘的时候,也要让当地的老百姓了解为什么要做发掘以及发掘有什么用。我们都会在考古发掘快完成时办个展览,把发掘出的东西摆在探方边,跟老乡讲解这些分别是什么东西、距今多少年、对于我们研究历史有什么用处,老乡几乎人人都来看,其中有人觉得没什么稀奇,但也有看了之后理解了考古工作的意义的。这就是那时候的公共考古了。从形式上来讲,当时称作“汇报展览”,在“文革”期间把这种形式发展到极端,还利用它来批林批孔什么的。

总的来说,考古学一直没有把自己像古文献学那样关在书斋里来做研究,而是真正跟公众打成一片的。另外,我们当时去做田野考古发掘,都借住在老乡家里。我觉得公共考古应该是考古学很重要的一部分。在这次“世界考古·上海论坛”上,我看到在秘鲁发掘太阳神庙,他们的考古学家也是尽量地和老百姓融合在一块儿。很多考古发掘都是这样,不光是考古学家在工地上发掘,而是在发掘的每一个阶段都会组织人来参与、来了解,我们觉得这样子很好。

艺术评论:你如何看待民间文物收藏与考古学研究之间的关系?

李伯谦:民间收藏热是难免的,因为随着改革开放,少数人先富起来之后,一些有钱人就把搜罗文物当作投资来赚钱,也有一些人则是喜爱文物,热衷于收藏。但是,我觉得考古学家一定要跟搞古董买卖的划清界限,同时也要对收藏文物的人进行正确的引导,将其收藏的爱好引导成一种提高人文修养的途径。另外,也要引导收藏家能将其收藏面向公众且回报公众。

艺术评论:类似“世界考古·上海论坛”这样的活动把前沿的国外的考古学成果介绍来中国,对中国的考古学有什么意义?

李伯谦:我觉得这样做是非常好的,因为中国公众本来就对世界考古知道得很少。这次通过各个大洲的人来介绍他们重要的考古发现,打开了一扇丰富多彩的窗户。看看别的国家的考古成果,对我们也很有启发。

 

另外,学术与工作上的交流,也会对中国考古学本身的发展有很大促进。

艺术评论:欧美国家的博物馆中收藏有大量的中国古代文物和艺术品,你觉得中国的博物馆也会逐步收藏更多的国外文物和艺术品吗?

 

李伯谦:这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问题,近代中国长期处于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没有条件去收藏国外的东西,而收藏在国外的中国文物很多是通过不正当途径出去的。现在,我们不可能以这样的手段去收藏其他国家的文物,但是我们可以做交流展览。我觉得这是一个与世界互相交流的很好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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