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辉:中国文明的形成——从满天星斗到多元一体

2011-11-30  作者: 三联生活周刊记者 来源: 三联生活周刊

导读: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中原社会的军事贵族们开始设法建立一套新的社会秩序。新秩序的建立是通过先有的世俗手段,特别是实力的比拼来获得。而由此导致的后果,便是社会权力带有较为世俗或务实的色彩。

文明的地理格局

《三联生活周刊》: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首先的问题,是如何定义文明?中国文明起源的标志是什么?

赵辉:文明可能有100多种解释。一方面可以说是文化的成就;另一个意义,就是社会发展程度。从文明探源的角度看,文明的形成,就是人类社会进入了国家形态,探源就是探寻国家的起源——早期国家何时产生?如何发展?

关于文明的标准首先是由西方学术界提出的,比如出现文字、城市、金属器后,人类社会就进入文明阶段了。后来这些标准落实在考古学上。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提出了文明的10个标准,比如一定规模的遗址,人口要达到5000以上,有权力机构,有大规模的公共建筑——它标志着建筑技术达到一定程度,社会动员能力达到一定程度等等。这些标准是依据西方文明起源的研究而提出的。不是说不对,而是需要在中国的环境下具体的讨论。

当我们套用这些标准对一些有关的考古发现进行是否是文明的性质判断时,就会发现这些文明的标准有的是不那么能对上号的了。中国各地文化的发展是一个跌宕起伏而漫长的过程。于是,对文明的研究就从定性的研究逐渐转变成了过程性的研究。这就要追溯,什么时候出现“城”?什么时候开始阶级分化?等等。我们发现中国文明的进程不是铁板一块,各地有自有过程和特点。

我们认为给文明建立标准,是一个比较老的研究方法。而我们需要探讨的是,这个考古学文化背后的社会是否形成了国家的形态?我们并不急于提出文明——国家形成的标准。这些标准应该是在研究史前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总结出来的普遍意义的特征。而不是颠倒过来,拿着一个产生于国外材料中的标准清单去比照。

《三联生活周刊》:按照英国考古学家格林.丹尼尔教授的观点,东亚中国文明是全球六大原生文明之一。北京大学严文明教授也认为,从人类文明史来说,最主要是两极,即以西亚两河流域为根基发展起来的西方文明,和以东亚大两河流域黄河、长江为根基发展起来的东方文明。这两大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两大原初文明。从地理的角度,如何解释中国文明成为原初文明的原因?

赵辉:以下这些看法,其实也主要是严文明先生提出来的,即东亚地区向东是海,北面是戈壁高寒地带,向西是沙漠,西南青藏高原,东南是雨林。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地区,从大的地理格局看,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对外交通并不便利。如果人类没有很大能力,是无法突破这种自然障碍的,要是经常突破这种障碍,更是不可能。这就导致不同区域内,在相当长的时间中,文化是相对独立发展的。历史上,真正打通地理障碍,大规模与西方交流是汉代张骞凿空西域之路以后的事情了。史前的人们还没有能力。

但在这一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内,其内部文化之间的交流却相对方便。久而久之,文化趋于同一,并形成传统;而对外交往的困难,便保持了东亚社会的独特性。东西方文化的重重差异,盖缘于此。

《三联生活周刊》:在中国大地理单元内,文明之形成有哪些有利的条件?

赵辉:横贯东亚地区中部的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气候既不十分严酷,也远不是最佳。气候四季分明,尤其是冬天缺乏食物,需要方便储存的食物。于是,人们很早就有了开发农业的动力。黄河、长江流域的中下游地势比较平坦,有大面积的平原,为农业发展提供了条件。于是在距今1万年左右,北方的旱作农业和南方的稻作农业开始萌芽。农业文明的起步意味着文明曙光的初现。只有当生产经济形成后,生活才能稳定,社群规模才会变大,进而变复杂。国家就是社会复杂化的结果。

《三联生活周刊》:实际上中国地理环境多样,气候差异也很大。这对中国文明的形成有什么影响?

赵辉:中国文明形成期的地理区域很大,从南部的广州到北面黑龙江甚至贝加尔湖,从东到西跨了两个时区。地形从东到西分成了三个台阶,气候从南向北跨越了亚热带、温带和寒温带。在这个开阔的区域中,各地的自然环境不一样。生活在不同环境中的人们,经济活动内容、家居形式、生活习惯、风俗信仰乃至思想方式,都各有特点。又经过世代承袭,形成了各自的文化传统,留下面貌各异的物质文化遗存。这是中国文明起源的多元模式学说,是“满天星斗”说的一个环境注脚。

《三联生活周刊》:尽管地理环境差异较大,但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也在这个区域内还是比较方便的。

赵辉:由于农业的发展,在黄河、长江的流域内便形成了一个农业的文化区。农业不仅是一个技术,还是一个生产体系。人口增加,社群扩大等原因导致黄河、长江中下游文化的发展比别人先走了一步,文化程度比较高,而且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较多的人口,也有利于不断产生出新的发明创造。由于这里的人们在大致相同的环境里,所面临的生存问题相似。所以,这些经验便具有普遍意义。而凭借各地之间比较方便的交通和交流,这些经验可以以一种横向传播的方式迅速普及开来,而不必靠几代乃至数十代人的纵向积累才能看出效果。这就是后来哈佛大学教授张光直先生所说的“交互作用圈”,它成为中国文明产生的舞台。

《三联生活周刊》:不同区域文化间交流的结果是什么?

赵辉:彼此间的交流,产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即“一体化趋势”。从考古学的角度,严文明先生提出了“中国文化的多元一体”。从民族学的角度,费孝通先生也注意到了这个现象,他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趋势。

中国文明形成期的地理空间,南到南岭,北到大青山,东边到西辽河地区,西边到了陇东。于是,山东地区、中原地区、长城地带,辽西地区,甘青地区,长江流域——各区域文明形成了“重瓣花朵式”的格局。

在这个格局中,黄河、长江流域文化发展程度是最高的。文明一体化的同时,各自都向更高层次发展。但是每个区域的文明化的进程不完全一致。我们越来越认识到,不仅时间上不同步,各自社会复杂化的原因、机制、条件、方式等方面也不会完全一样,各自都在摸索自己的发展之路。同时,彼此之间也有交流。

文明的先行者难免曲高和寡,无法交流,于是遇到挫折。各区域文明的发展跌宕起伏,而中原文明后来居上,成为“重瓣花朵”的花心,取得了长期的引导中国历史发展的地位。

多元中的一体化趋势,是东亚地区各区域文明独自发展中形成的趋势。大约从新石器时代中期开始,便奠定下了这个格局,并一直延续至今。这也就解释了中国历史尽管有分裂的时期,但总会趋同,统一是主要的方向和力量。

中国文明多元一体的过程中,各地虽有不同的文化差别,但也有共同的认同,共同的信仰。虽然没有共同的口语,但有共同使用的文字,交流起来毫不困难。

多元文明的两种模式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对于中国文明形成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反复的过程,从中原中心论到多元模式,再到多元一体。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提出的“区系类型学说”,对于寻找正确的方向有很重要的启发。

赵辉:上世纪80年代初,苏秉琦先生提出了“区系类型学说”。他认为中国古代文化是分区的,每个区有自己的传统,就是谱系,谱系下还分很多枝蔓。而文化演进不是一条线进行的,是多元的,或者是满天星斗式的。

今天回头看,这个学说有两个作用。其一,是指导各地考古学家,考古机构,继续沿着这个思路完善本地区的考古文化的年表,建立尽量丰满的文化谱系。第二,提出了一个有关中国古代物质文化遗存背后的社会历史的整体认识。也就说,这些不同面貌的遗存背后,人与社会都有可能是不同的。考古学要搞清楚不同地区、不同文化面貌背后的社会是怎么回事,了解器物背后的社会形态与发展状况。

“区系类型学说”虽是对文化面貌浅层的认识,但是隐含了整个历史过程的深刻理解以这个学说的提出为标志,中国考古学重建物质文化史年表的技术和方法成熟了。

当时文革结束不久,考古学家投入了极大的热情进行了大范围和大量的田野工作,获得了很多意外的发现。良渚、牛河梁、大地湾,以及中原龙山时代的一些城址等,都是在这一轮工作热潮中发现的。

这些田野工作的结果令人震惊。大家曾经认为,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处在原始社会阶段,原始共产主义是建立在非常低下的生产力水平上的,是一种不得已的平均。然而,却发现了高等级的墓葬、非常精美的随葬品、数量庞大的玉器以及大规模的城址等等。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社会呢?是文明吗?是发展到一个怎样程度的文明?

《三联生活周刊》:对中国文明形成有重要影响的区域文明主要有哪些?

赵辉:根据苏秉琦先生的看法,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可以分为6个文化区,严文明则划分出了8个文化区。此外还有其他种种划法。考察这些文化或其指代的古代民族的分布,可以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多重空间结构。

从公元前4000年期,几个在中国文明进程过程中发挥过重大作用的史前文化,主要集中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即黄河下游的大汶口-龙山文化,长江下游的崧泽-良渚文化,长江中游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燕辽地区的红山文化、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及其后续龙山时代的各考古学文化。此外,可能还包括晋中、陕北以及分布在四川盆地内的各个考古学文化。这一个巨大的文化丛体,构成了多重分布的最内重。至少在新石器时代的中期,这个化内重就形成了。在它的外围,是因各种原因,尚停滞在采集狩猎阶段,迟迟没有开展农业的地方文化。这是文化分布上的外重。

这些区域文化各有特色,意味着其背后创造它们的社会在文明化进程上各具特点,并对整个中国文明的形成做出过不同的历史贡献。

《三联生活周刊》:区域多元文明是如何参与进中国文明的总进程中的?

赵辉:这些区域文明发展进程并不一致。总的来说,各地方社会的文明化进程是大约从始于公元前4000年左右开始加速度发展的,可以分为三大阶段。考察这三个阶段,实为此起彼伏的发展态势。

公元前4000至前3300年是第一阶段,中原仰韶文化庙底沟期空前繁荣。同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也呈现出同样的态势。而其他地区则相对沉寂。

公元前3300年至前2500年或稍晚,由于内部结构调整,中原地区转入表面的沉寂。长江中下游,以良渚文化为代表的社会则继续此前的发展趋势,并相继达到高峰。黄河下游的海岱文化区,约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开启文明化的进程后,一直保持着稳健发展的态势。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辽西地区,其文明化起步的时间和海岱地区相近,却似乎以更快的速度走向了当地社会发展的巅峰。

公元前2500至前2000年是第三阶段。除了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突然涌现出一批城址外,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社会文明化进程却急转而下,快速凋零了。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辽西地区。红山文化与良渚文化,一北一南相继衰落。中原文化经过调整后再度崛起,形成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

《三联生活周刊》:各区域史前文化走了不同的道路,各有特点。它们的进程形成了怎样的路径和模式?

赵辉:我想大概可以归纳为两个模式。自然条件较好的东部、南部地区,是一种模式。社会复杂化和社会分层化程度较高。随着社会等级的确立,这些地区发展出一系列的复杂的等级象征系统。比如通过大量的玉器、象牙器、漆器、丝绸、精致陶器、墓葬规格等,来表现社会成员的等级。聚落和聚落群之间也有清晰的等级秩序,社群开始分化。为了维护和巩固这种等级秩序,宗教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类模式以长江下游良渚文化为代表。

自然条件相对较差的西部和北部的旱作农业地区是另一种模式。这些区域社会分化程度普遍较低,缺乏等级表征系统。社会矛盾的尖锐和新的社会秩序的建立,更多体现在聚落和聚落之间。在这些地区常常见到城墙壕沟等聚落防御措施,并且大量出土箭头等武器,以及乱葬和杀埋活人的奠基仪式。社群之间的冲突和暴力,似乎是其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中原龙山文化是这一模式的代表。

中原中心的形成

《三联生活周刊》:中原文化只是史前多元区域文化中的一支。那么,中原文化是如何成为中心的?

赵辉:中原不是一个严格的自然地理概念,而是古代人文地理概念,大体相当于黄河中游地区,古称华夏。新石器时代中期,这里有三支不同的考古学文化。约在公元前5000年,三支文化融合成仰韶文化。

约从公元前4000年开始,仰韶文化进入中期,又叫庙底沟期。这是仰韶文化最繁荣的阶段,文化统一性空前加强,人口急剧增长,聚落分化严重。地域也开始大幅向外扩张,原本很少有人活动的陕北及河套地区,也出现了仰韶聚落。仰韶文化的彩陶在很多他文化中都有发现,其文化的影响力遍及大半个中国。

但是,大约从公元前3500年开始,仰韶文化高度统一的局面不复存在了,各地文化的独立性和不平衡性凸显。恰巧,公元前3500年起,中国北方的气候向干冷方向变化。社会进程的改变,可能是气候变迁在旱作农业社会上的表现。

仰韶社会于是分崩离析,直到公元前3000年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重组。起源于晋南地区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快速覆盖了豫西的洛阳平原,并对郑州、嵩山以南乃至渭河上游地区产生了广泛影响。与此同时来自东方的大汶口文化,和南方长江中游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也相继影响到中原地区。到公元前2500年前后,形成了几支既有联系,又有各自特色的地方文化。它们被统称为中原龙山文化。

随着文化的重组,人群流动,以及周边文化的大量涌入,中原地区显得混乱不堪,社会越发动荡。剧烈的冲突似乎首先发生在村落之间,有实力的村落开始构建城垣工事,在对付那些更强大的近邻的同时,逐渐谋取了聚落群的领导地位。于是中原大地上小国林立,相互之间征伐不断。血腥、暴力是这个时代的主旋律。

我们推测,这个社会的上层,更多的是一些世俗的军事色彩比较强的首领,通过世俗的手段管理社会。而社会的基本结构是以集体的面貌出现。氏族没有解体,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参与了社会政治。

“中原龙山”这个文化丛体,占据了史前农业文化经济区的中心,紧靠它的周边,环绕着山东龙山、湖北石家河等地方文化。再以外,则是那些长期滞留在采集渔猎经济的区域文化。至此,考古学文化意义上的“以中原为中心”的势态已经形成。

在彼此之间格外激烈的冲突中,中原逐渐酝酿出了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其标志就是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在这一地区产生了被认为是夏文化的二里头文化,二里头遗址也被认为是夏王朝的都邑。在历史文献中,禹将王位传给了启,以继承制替代了部落社会的禅让制度,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家天下”王朝的开始。此后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就以中原地区为舞台展开了。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同样参与了中国文明形成的总进程,其他区域文化最终陨落,唯独中原社会经过大起大落而持续发展下来了?

赵辉:中原地区不及长江流域丰饶富庶,甚至也比不上黄河下游的山东地区,但远比燕辽地区好。所以红山社会经受不起气候环境的变动而迅速衰落,但中原却能经受住考验,再度崛起。处于资源相对贫乏的环境基础上,中原社会的文明进程的原因与机制也与其他社会不同。

中原和良渚比较,会发现中原没有那么强烈的宗教色彩;和山东龙山文化比较,中原社会的等级分化没有山东龙山清楚,更不如他们出现的早。相反,中原的战争与暴力却比周围文化来的充分得多,表现为杀人、杀殉、武器、军事色彩浓厚的城垣。

由于自然资源较为匮乏,旱作农业的生产效率较低,中原地区的社会分化不大容易充分展开。相反,社会的主要矛盾体现在集体利益冲突上。日益频繁的军事活动,动荡不安的环境,便催生了带有更强军事色彩和务实性格的领袖权威。

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中原社会的军事贵族们开始设法建立一套新的社会秩序。新秩序的建立,必然是通过现有的世俗手段,特别是实力的比拼来获得。而由此导致的后果,便是社会权力带有较为世俗或务实的色彩。

当整个社会越来越多的围绕这些军事领袖运转,并且要不断巩固他们的地位时候,社群内部的分化也就展开了。分化首先发生在大家族之间,再逐渐深化到小家族。东方诸社会的等级分化,是从一个较为富足的社会基层向两端分化,是橄榄形的结构。而中原则不同,更像是从底层大众中单向发展出了一个贵族上层,是一个金字塔结构。

其直接原因,在于军事领袖的地位快速提升,以及资源的相对匮乏。这也决定了,中原原有的氏族组织不会因经济原因彻底瓦解,而是在相当大程度上保留下来,并被社会上层所利用,继续发挥其调控整个社会的网络作用。

激烈竞争的环境,而资源相对贫乏,原来平等、平均的氏族社会被改造成了“准文明”的形态,或者干脆就是文明。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原地理位置帮了大忙。居于各区域文化的中心,中原是物流和情报信息的中心枢纽。中国文明的形成,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各个地方社会都为此做出过自己的努力。它们的功过成败、经验教训,都最终融入到中原这座大熔炉中。

同时,中原文化对周边社会的凝聚力不断增强,不仅为夏商周三代文明,也为更持久的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发展趋势奠定了基础。

《三联生活周刊》:在形成的路径上,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是否已经出现了分野?

赵辉:中国文明的形成是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方式上的。这种生产方式要维持下去必须要保证一定的规模,社会不能解体到家庭,否则无法生存。很多的一定规模的集体构成了整个社会,这种集体,应当是氏族或宗族。强势的集体成为领袖。这与西方社会很不一样。特别是地中海社会,是建立在社会成员基本生活物资如粮食、油料等的集约化生产和大规模贸易上基础上的,集约化生产和大贸易导致了奴隶制度.

建立在小农业生产方式基础上的中国社会不可能像西方那样产生奴隶制阶段。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是西方的社会发展路线。东西方文明的差别,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期。文明探源工程,也就是探索中国的历史道路是如何一步步走过来的,然后再思考怎么走下去才合理。

礼乐之始

《三联生活周刊》:中原文化的核心地位确立后,对于此后夏、商、周中国早期王朝有哪些影响?

赵辉:由于社会的动荡,中原地区的社会上层形成了一种务实和开放的意识形态。在对待来自周围社会的非传统影响时,采取的是实用主义的态度或机会主义的策略,而非一概加以排斥。比如,中原社会借鉴了周边地区首先发展起来的等级制度,形成了一套以青铜礼器、精致陶器等为主的表征系统。这套表征系统与更古老的血缘继嗣系统结合起来,最终演变成为宗法制社会的各阶层、各成员所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道德规范和政治制度。

权力阶层通过掌握某种贵重的稀有资源及其产品的分配,以达到巩固、提高权力地位的目的。青铜冶铸技术的发明,更使得中原社会上层获得了一种新的资源和能力,并且立即把它落实到社会政治生活中。为此出现了夏人对晋南地区的经营,商人对长江流域的开拓。甚至对于商人反复无常的迁都,有学者认为是追逐铜、锡或铅的矿源之举。夏商之时,陆续加入到这类稀有资源目录里的还有产自南方的象牙、龟甲、宝贝、玳瑁等等。这套发明于史前时期的政治手段,对于整个三代文明都有重要的影响。

中原社会迫于政治需要而采取了对待不同文化、不同宗教的开放态度。宗教在巩固权力地位的世俗作用有目共睹,而迅速树立权威,正是中原龙山社会的迫切需要。我们在中原文化中可以看到那些曾经在这之前就已经出现在良渚、红山、以及石家河文化中,带有十分浓厚宗教色彩的玉器,应当反映了不同宗教在中原的融合情况。位于天下之中的天然地理优势,使中原成为了一个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的熔炉,从而培育出中国文化的凝聚力和政治、外交的向心趋势。

更长远的看,出于政治需要,手工制造业尤其是技术含量最高的手工业部门,被视作政治工具,资源和生产被统治集团严格管制。导致了最先进的技术不能转化为社会生产力。也因此,手工制造业迟迟不能彻底独立于农业,其产品也不能成为商品,在流通领域实现价值。这也是商业不发达、商人及手工业技术人员社会地位不高的主要原因。另外,中原社会需要在基于小农经济的松散族群关系中建立起新的秩序和权威。为此不惜动用各种资源和一些极端的手段。对外处理四面八方的关系时也需要很大的权威。这就决定了他的政治体制的集权性格,并从此贯穿了几乎古代中国。

《三联生活周刊》:牢固的宗族观念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在文明演进中,宗族是如何产生的?

赵辉:公元前3000年左右,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氏族这种社会组织形式还被保留着,但已经变为由若干在经济上有很大独立性的父系家族组成的联合体。由于各家族实行的是财产私有制,这就意味了氏族内部,各家族之间在经济上出现了不平等。于是,原本建立在平等和民主原则上的氏族生活逐渐失去了基础。

通过选举、禅让来行使的氏族公共权力将注定落入最有实力的家族手中,并可能长久把持,并谋取私利。张光直研究认为,商代的政治是两个氏族-宗族轮流执政。到了周朝,就是姬姓一族大了起来。

宗教并没有在中国文明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宗族政治的产生。财产及相关权益的世代传承是在家族或宗族内部完成的。因此,各家族或宗族对自己祖先的祭祀就越发显得重要了起来。另一个原因,就是军事领袖不能容忍一个与自己并立的神权。于是便有了颛顼的“绝地天通”的宗教改革。“社祭”虽然被保留了,但变得由最高统治者专擅。宗教相当大程度上沦为了统治者的政治工具。为了财产继承和稳定社会秩序,祖先崇拜又被进一步强调。宗教的神秘色彩反而日渐淡薄。在以后变得越来越像是一种宗教道德了。

这些导致了古代中国社会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个显著特点。即宗教的不发达,但却开启了从儒家学派直至程朱理学,由关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念形成牢固的传统,并将其推进为中国人至高无上的道德观念。

《三联生活周刊》:礼乐制度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内涵。

赵辉:礼制是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表面上,礼制是对不同身份等级的一系列的严格规定。包括穿着佩戴、出行车马仪仗、宅室尺度、宴饮声乐器具、祭祀规格直到丧葬仪式等,不得违反,更不得僭越。实质内容则是通过这一严格的行为规范,强调每个人要时刻注意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已达到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目的。这种最初出现于新石期时代晚期的一种个人炫富的心理,是逐步被加工成一种政治制度的。“礼制”是周人规定下来的。但三代都有礼制,虽然具体内容各有特点,但实质相同,所谓“三代之礼一也”。

以前,我们对于礼制的理解被简单化了。我认为,礼制不能简单的理解为等级制度。因为任何文明都有等级制度,只有等级制度和宗法制结合起来才叫礼制。

所谓礼制,就是等级制度加上宗法制,再加上政治上的分封制,或者说是维系这样一种社会秩序的行为规范。其结果,是把一个宗族社会放大到了国家形态。礼制被历代当权者继承,并且一直演进下来。尽管后来用一个官僚体制把社会上层进行了改造,但基层依旧是宗法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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