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瑞芬:文博事业要真懂真爱

2013-02-27  作者: 王烜 来源: 解放日报

【人物简介】

蔡瑞芬
 

蔡瑞芬,女,1928年生于上海。上海市立产校毕业,1950年进入上海市卫生局工作,1956年调入故宫博物院。历任故宫修复厂副厂长、厂长,曾参与主持 《清明上河图》、《游春图》、马王堆出土文物等修复工作。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这次采访,让记者对孟浩然的这句诗有了一次真切感受。确定采访在故宫修复厂工作整整30年的蔡瑞芬时,记者先向故宫博物院询问她的联系方式,对方回应说:“需要找一找,年纪太大的人我们都不知道。”

北京鼓楼西大街,小石桥胡同11号院。这里是故宫博物院的职工宿舍,上世纪80年代的院落,已尽显沧桑。不过比起这里的住户,它还尚在青春。循着斑驳的台阶拾级而上,一位清癯长者出现在记者面前。每个人都有与众不同的故事,眼前的这位老人不知会揭开一段怎样的尘封往事?与国宝打了一辈子交道,她的故事又能列为“馆藏”几级?

闯进文物界的“南丁格尔”

“我从来没想过会和文物打交道,但命运硬是把我们拴在了一起。”当年,海伦西路上有一家恒源电器行,就是蔡瑞芬父亲创办的,她和1兄4妹就在这样一个上海中产之家生长。蔡瑞芬羁旅京华半个多世纪,但举手投足间依旧保持着老上海的腔调,脸上的皱纹或许也镌刻着乡愁。

“我这个人性格挺要强,虽然家里比较富裕,但还是想早点独立。”蔡瑞芬读了半年高中,感觉这里并不适合自己,毅然中断了学业。“那时就想学一门技术,赶快挣钱。”蔡瑞芬觉得护士这个职业适合女孩子,既能自立,又能救死扶伤,便和妹妹一同考进了中德产校。“那是个教会学校,学费太高,读了一年我又不读了。”虽然经历了两次辍学,但蔡瑞芬的父母很是开明,并没有给她施加任何压力,放手让女儿去闯荡。经过精心筛选,蔡瑞芬发现上海市立产校很有吸引力,不收学费,食宿全免,这让她惊羡不已。1947年,蔡瑞芬走进了这座校门。

“我们这所学校教学水平很高,而且校风好,我的同学里就有进步青年,我也受了影响,所以和家庭决裂了。”1949年初,城开不夜的上海,没了往日的纸醉金迷和软款温柔,山雨欲来的前夜,充盈着踟蹰彷徨。当时,各种流言弥漫散布,蔡瑞芬的父亲也开始准备退路。父亲决定举家迁居台湾,自己留在上海看守,如果情势不好,一个人容易脱身。“我当时坚决不走,父母无奈同意了。”说起这段往事,蔡瑞芬心绪依然难平。蔡瑞芬的哥哥是交通大学化学系的毕业生,对于电器是个门外汉,在台湾的店面经营不善,很快就破产了,一家人陷入困顿,骨肉至亲也经历了36年的隔绝。

上海解放伊始,蔡瑞芬被安排为解放军治疗血吸虫病,还立了个四等功,心中憧憬着白衣天使的美好生涯。然而,当拿到毕业证书那一刻,她却被分配到卫生局人事处工作。“当时心里也觉得有些突然,但对党的分配还是没有犹豫,从头学起做行政。”在卫生局的6年,蔡瑞芬完全适应了一名行政人员的要求,并嫁给了一位华东局的干部。她的人生也因这场婚姻又发生了转变。

1954年,华东局撤销。时任华东局副秘书长的吴仲超奉调入京,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兼党委第一书记。蔡瑞芬的丈夫是吴仲超的老部下,随之一同进京,担任故宫博物院古建队队长。为了解决蔡瑞芬夫妇两地分居的问题,故宫博物院直接向上海卫生局发调函。1956年,蔡瑞芬走进了深锁的宫门。

“我们那一代青年,讲的是干一行,爱一行,都是干革命工作嘛,在哪儿都一样。”故宫修复厂是1960年成立,蔡瑞芬来时,还只是修复组,办公地点在隆宗门右侧的西三所,一座前朝冷宫。然而,醉心文物工作的吴仲超院长,很快就让这座冷宫热闹了起来。“没有一大批专家和业务骨干,故宫博物院是办不好的。”蔡瑞芬清晰记得吴仲超这句讲过不知多少次的名言。很快,八个工种的能工巧匠从山南海北齐聚西三所。“杨文彬、郑竹友、张跃选……这些都是身怀绝技的奇人,纷纷加盟故宫修复厂。”

红墙内的师傅们,在为一件件国宝做着起死复生的手术时,高墙之外已然暗潮汹涌。“文革”爆发,出于保护文物免遭浩劫的目的,周恩来下令,故宫博物院关门。“除了十几个留守人员,我们都到了咸宁的‘五七干校’,我又干起了老本行,直到1972年回京。”在干校劳动期间,蔡瑞芬的丈夫被打成“假党员”,赶场般地接受批斗,她因经历简单躲过一劫,做起了干校卫生员。最令她难忘的是,那些平日里化腐朽为神奇的巨匠们,面对繁重的体力劳动和精神压力,那般无力且无奈的愁容。徐邦达拖着孱弱之躯扛锄头的画面,永远定格在蔡瑞芬脑海中。更为不幸者,则永远失去了亲近文物的可能。郑竹友,这位20多岁就以仿造和辨伪古画成名的才子,埋骨荒丘。青铜器组组长古德旺有手绝活,仅凭照片,不画图纸就能直接敲出原样,可惜在干校弄残了手。当他再次回到西三所时,只能无奈地看着那些毁损的青铜器,他的新身份是门卫。

“外行领导内行”

“外行领导内行”,曾是业务型单位普遍存在的现象。蔡瑞芬不甘心被人称作门外汉,倔强的个性再一次彰显。她每天泡在车间里,跟着师傅虚心求教,最终八个工种的操作,都了然于胸,代价是得了青光眼。

“虽然我不自己施工,但起码的常识都要具备。”文物修复,国家有明确规定,一级以上的文物,需要院长批示。修复要打报告,写明修复要求和计划,并需要照相室在修前、修中、修后给文物各照一张相。每个工种都有技术操作的详细规定,尤其是钟表修复和书画临摹,规定极其严格。文物送到修复厂后,每天下班前必须进库房,从库房进出时,厂长每天得亲自看着,并且还得有其他人在场。那时候,木器室、漆器室、铜器室、糊匣室、钟表室、裱画室和摹画室,也被叫做专业组。每天会有一位组长留下来,陪着蔡瑞芬关电闸、锁门。

从1963年,担任修复厂副厂长以来,蔡瑞芬有机会参与若干重大文物的抢修,她也切身体味了传统技艺的光华灿烂。书画修复历史悠久,装裱技术人员被喻为“画医”,每一件名作的重生,背后都隐藏着一段传奇。千余年来,《清明上河图》几经兵燹荼毒,匪盗觊觎,最后一次出宫,是被末代皇帝溥仪偷运出去,辗转流落长春。上世纪50年代,这件珍贵文物被古书画鉴定专家杨仁恺无意中发现。经多方鉴定确认为真迹后,《清明上河图》再次回到故宫。国宝回家,带来的除了惊喜,还有考验。因为饱经沧桑,名画已经出现破损,怎样在保证画作原貌的同时,将其修复完好,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蔡瑞芬记得,当时经过唐兰、徐邦达、刘九庵等专家的论证,确定了“修复如旧”的原则。为安全起见,博物院决定先对《清明上河图》进行临摹复制。1963年,荣宝斋的名画家冯忠莲承接此任务,后因“文革”停滞了几年,到1974年临摹完成。高仿的《清明上河图》达到了乱真的地步,多次代替真品展示。

从1973年开始,出自上海的装裱高手杨文彬着手修复,历时一年有余。蔡瑞芬介绍,书画修复极其缜密。先要洗去灰尘,然后用马蹄刀去污,第三步便是加固画面。“《清明上河图》的画芯是绢面材质的,所以在加固画面时必须要用一种专用加固绢面的水油纸,可以保证绢丝画面的图案不走形。这种纸很特殊,在一般的市场上买不到,都是我们自制的。”因为《清明上河图》流传很广,收藏过的人也很多,所以在画上也留有很多收藏者的收藏章。而在画芯和背纸相交处的骑缝章,则是最难处理的。“骑缝章一半印在画芯上,一半又印在背纸上,要保证它的原样,就必须在揭画芯的时候,不能对它有一丝损坏,否则修完画以后就不可能重新完整地贴合在一起。”

完成了揭画芯之后,紧接着便是在画的背面补洞。补洞不仅需要精湛技艺,还要自己寻找补洞的材料。“补洞的材料是那些非文物的老卷、旧卷,把它们剪裁下来补在洞上。但是这些老卷和旧卷,必须和要补的画芯同一个材质,同一个颜色,同一个厚度。如果找不到合适的材料,就必须我们自己加工,要让人看不出来,有逼真感。”补洞之后紧接的一步就是给画面全色,有些古画因为存放的时间太久,或者一些外在的原因使得原画褪色、掉色,在修画的过程中就需要给画上色。这些步骤完成之后,就需要压桩。也就是寻找平整的鹅卵石,把修补好的画芯压平、磨平。蔡瑞芬说:“用来压桩的鹅卵石很难寻找,这种鹅卵石要像玉一样光滑,大小也要适合手拿。”为了寻找合适的鹅卵石,修复厂曾经派人到南京的雨花台寻找。最后一个工序是托芯,重新给画芯加上背纸。至此,一幅画才算修补完成了。“您听听这步骤可能都觉得晕,所以不是细心慢性的人,学不了这门技术。”

1973年,马王堆三号墓的发掘,引来世界瞩目。出土的帛书、帛画被水浸染,粘成一块方砖。对于这样的抢修,故宫修复厂无前因可循,只能群策群力想办法。张跃选师傅采用蒸馏技术,并用特别薄的竹签轻轻拨剔。最终,拨出549片,其中有字有图的451片、空白的98片,包括 《老子》、《左传》、《易说》等20余件手抄本,为类似出土文物的修复提供了成功经验。

蔡瑞芬至今引以为荣的有两件事,一是自己在修复厂30年,经手的上万件文物,没有出现任何纰漏。二是故宫修复厂为全国各地的博物馆培养了几十名优秀的技术人员。记者问到有什么遗憾时,蔡瑞芬说:“最大的遗憾就是成了‘万金油’干部,没能学精一门专业。”蔡瑞芬最钟爱的是书画修复,她那时想成为一名专家,可惜分身乏术,繁重的行政工作,让她无暇顾及,到退休只是副研究员。“当厂长有责任感,有成就感,就是‘不好玩’。”

文博事业要真懂真爱

《故宫人》是份内部报纸,每半月出刊,这也是蔡瑞芬等老故宫了解单位现状的主要渠道。“我们这批人对故宫的感情无法割舍,搞文博事业不能掉进钱眼里,要像爱护生命一样爱护文物。”

2011年,故宫丑闻迭出,媒体称之“十重门”,蔡瑞芬等老故宫也站出来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与愤懑。“之前故宫也出现过失窃事件,但没有像现在这般处境尴尬。大家对故宫不满,实际是对现在的从业状态不满,把故宫作为赚钱机器是万万要不得的。”在故宫的多件危机中,蔡瑞芬最在意的是3件事情:失窃案、私人会所和哥窑瓷器损坏,“这都说明了同一个问题,他们把文物看得太轻了。别的还可以修复,瓷器坏了,永远不可能修复,修了也是假的。”

故宫现实中的一些弊病,也让这些老人更为怀念远逝的那个“理想主义年代”。“吴仲超老院长我很想他,他是真把生命都奉献给了故宫。病危期间,他嘱咐将自己的全部存款,留给故宫博物院作为科研奖励基金。”据蔡瑞芬介绍,吴仲超当年调京时,最初是要到中办工作,可挚爱文物的他执意选择了故宫博物院。“吴院长那时每周至少下一次车间,有重大文物修复时,几乎是始终在一线。”吴仲超常说的一句话,成了蔡瑞芬等人一辈子恪守的信条,“在国民党和日伪时期,故宫都没出毛病,如果在我们手里毁了,那既对不起祖先,也对不起子孙后代!”

吴仲超曾风趣地说:“保护专家要像保护稀有动物熊猫一样。”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蔡瑞芬说,当时修复厂的高级技师,工资比她这个厂长高很多。徐邦达也是吴院长高薪高职聘来的,当时院里有人反对,吴仲超说,这些人都是稀有生物,博物院很需要这种人。“怎么叫尊重人才?业务型单位,怎么能让业务人员比行政领导挣得少?”除了物质倾斜,在专业问题上,吴仲超也是尊重专家,不以行政命令干涉。“马王堆出土文物的修复,吴仲超决定按照张跃选师傅的办法进行,院长的意见他可以不听。”

2013新年伊始,故宫首次公开藏品总目、加强升级安保措施、向媒体开放安保核心部门中控室等,一系列新举措,意在有利于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蔡瑞芬听说后,略感欣慰。“有进步是好事,我们也是想让故宫办得更好,几千年传下来的宝贝,可不敢轻视。”

当年的修复厂早已变成了保管部,蔡瑞芬担忧文物本身的同时,也为技艺传承感到焦虑。“修复厂的老师傅,基本都是传统的手艺人,文化程度不高,甚至有的目不识丁,但是他们从小在这个行业里浸淫,经验太多了。现在干这行的年轻人,都是大学毕业,可对文物他们懂得太少。”如今的故宫保管部和几所高校建立起合作机制,每年会有实习生来学习,但最终留下的不多。“年轻人对文物缺乏了解,心态也比较浮躁,踏不下心来学手艺,老师傅的绝活我怕比文物流失得要快。”

蔡瑞芬过了春节就85岁了,自从前年摔坏了腿,定期去故宫看展览的习惯也被迫终止了。“回想我这一辈子,除了留下来迎接解放,其它几次转折都是被动的,但命运挺垂青我。在故宫修复厂的30年,是值得留恋的。只是如今行动不便,不能再去看看我深爱的大故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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