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宝藏》大热之余,我们又该如何用“世界遗产”讲好中国故事?

2018-01-12  作者: 大侦探 来源: 弘博网

2017年7月8日,在波兰历史文化名城克拉科夫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41届会议上,随着大会主席雅采克·普尔赫拉先生(Mr. JacekPurchla)敲下小锤,中国世界文化遗产提名项目“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以符合世界遗产第2条和第4条标准,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自此,中国共有52项世界文化、景观和自然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中世界文化遗产36项(含文化景观5项)、世界文化与自然混合遗产4项、世界自然遗产12项,世界遗产项目总数居世界第二。

世界遗产: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委员会确认的人类罕见的、目前无法替代的财富,是全人类公认的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文物古迹及自然景观。世界遗产包括文化遗产(含文化景观)、自然遗产、文化与自然混合遗产。广义概念,根据形态和性质,世界遗产分为物质遗产(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文化和自然双重遗产、记忆遗产、文化景观)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1987年第一批项目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世界遗产申报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固然可喜可贺,而清醒、理性,反思、审慎,则是当下应有的态度。 对此,弘博网有幸邀请《世界遗产》杂志主编波音,谈一谈在“申遗热”的同时,我们又该如何加强对已有世界遗产的传播与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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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遗产》杂志主编波音在黄山

关于世界遗产申报

1、如何申报世界遗产?

对于世界遗产的申报,波音介绍主要有四个步骤:

首先,提出申遗,进入预备名单。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负责文化遗产部分)与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风景名胜区管理办公室(负责自然遗产部分)从全国遴选出具有潜力的项目,组织专家进行细致考察,根据考察结果制定预备名单并进行管理。经中国政府批准后,进入预备名单的项目需提前报告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每年世界遗产委员会都有专项议程讨论世界遗产预备名单。

其次,编制申遗文本。文本的编制工作需组织专家对申报项目进行研究和论证,提炼其中的“突出普遍价值”,审查是否符合申请世界遗产的十项标准。

其中,世界文化遗产六大标准:代表人类创造智慧的杰作;在建筑、文物等方面,展现了人类价值观念在一定时期的重要交流;能为现存或已消失的一项文化传统提供唯一或独特的证据;一种建筑物、建筑风格能展示人类历史重要发展时期;是一种传承人类具有土地利用或海洋开发的典范,代表了一种或多种文化等相互作用;与具特殊、普遍意义的事件等存在直接或实质的联系。

第三,完善法律法规,环境整治等。与申报项目所在地政府共同进行法律法规的完善和遗产保护与发展规划设计。其中包括接受国际考察和评估,向国际专家阐述与展示申报项目的“突出普遍价值”和保护管理状况。

最后,提交申报文本。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的时间要求,向世界遗产委员会世界遗产中心提交申报文本,进入国际组织的各项程序审核。

2、“申遗”能为我们带来什么?

对此,波音表示“申遗”对于遗产的保护以及当地的经济发展都有巨大的促进作用。

首先,申遗这个行为本身,即是对历史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无论是自然遗产,还是文化遗产,对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或当地人来说,都是值得珍惜、值得骄傲的,是文明的组成部分。在申遗过程中,整理遗产材料,提取遗产信息,这本身就是一个加深对遗产了解的系统工程。

其次,申遗也是把遗产项目乃至整个地区的名片向全球传播,带来经济收益的过程。这一方面能带来直接的后续经济收益,比如吸引人前来遗产地旅游,提高遗产地的经济收入。同时,也给遗产地本身增加了一张对外交流时的名片,提高知名度。

另外,申遗成功之后,遗产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相关国际组织的关注,也有助于对其的严格保护。在多渠道的关注下,有助于减少一些恶性破坏事件,或者对其保护与有效利用研究提出更可行的建议。

用世界遗产讲好中国故事

世界遗产,从最根本意义上说,不是拥有归属后的利用,而是承担保护的义务并服务于全人类继承和发扬的需要。然而,我们花费了大量人力、财力、物力成为世界遗产大国,却发现鲜少有人能够说出我国这些世界遗产的名字,更不用说对世界遗产的内在价值有所了解。这也使我们不得不反思,在申遗之余,是否也需要重视世界遗产内在价值的传递与展示,让公众在了解之中参与到世界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之中呢?

而这一切便需要相关从业者积极寻求如何将世界遗产的内在涵义与价值传递给公众。对此,波音表示,想要了解遗产所蕴含的内在价值,则首先需要具有一定的相关知识背景。因为世界遗产的原真性及内在价值和外在观赏性往往不构成正比关系,缺乏知识背景必然会使公众在参观时感到索然无味,对于遗产内涵的了解更是无从谈起。

波音以自己的故乡内蒙古自治区的世界遗产进一步解释,以2016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元上都遗址为例,作为曾经的元王朝的首都,元上都南临上都河,北依龙岗山,周围是广阔的金莲川草原,形成了以宫殿遗址为中心,分层、放射状分布,既有土木为主的宫殿、庙宇建筑群,又有游牧民族传统的蒙古包式建筑的总体规划形式,是世界草原游牧民族建立的为数不多的几座都城之一。但是,一方面因为年代久远、屡遭破坏,另一方面因为游牧民族帝国不同于农耕民族对于土地的依赖,如今元上都遗址中只残存着少量城垣与台基,已然荒芜,不复繁华。面对这样“荒凉”的遗址,如若没有一定的历史知识背景,便很难体会其中的历史价值和重要性,只能在匆匆一瞥中感叹“没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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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上都遗址

这便要求从业者们在强调世界遗产重要性的同时,也需要寻求多种途径对公众进行科普宣传。

1、当下,对于世界遗产的传播主要有哪些方式?

对于现阶段,波音表示最常见的传播方式便是博物馆展示以及大众媒体宣传。

据波音介绍,联合国对于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遗产地有一个硬性要求,即需要设置场馆展示。这个场馆将围绕遗产价值进行全方位展示,比如作为我国申遗项目的“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上林湖越窑遗址建设了上林湖越窑博物馆,该博物馆不同于其他非遗址类博物馆,不只对青瓷本身进行展示,更要挖掘与探索越窑从创烧、发展、繁盛至衰落的整个历史轨迹,从而展示中国古代制瓷工业的发展,全方面对上林湖越窑遗址的相关知识进行呈现和展示,以弥补遗产与公众之间因知识断层而形成的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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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上林湖越窑遗址

当然,在遗产地向公众传播遗产价值的同时,世界遗产从业者也开始积极探索在遗产地外、利用大众媒体向公众传递遗产相关知识与内容,通过报纸、电视、网络媒介集中对世界遗产从不同角度进行描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了《世界遗产》杂志中文版的创刊;网络上也建立相关的世界遗产网站;电视媒体也专门为世界遗产制作精美的专题片,比如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栏目的《世界遗产之中国档案》和《世界遗产之秘密档案》,力求深入挖掘遗产背后的文化底蕴,为观众展示气象万千的中国历史与自然长卷;同时,关于“世界遗产”的新闻报道也逐渐增多。

2、这些传播方式是否存在着不足?

过于专业化的解读:

对此,波音表示,无论是世界遗产的保护、管理,还是为陈列展览的设计制作乃至讲解词,都是在一整套相对完备的标准化体系内完成的,从而将几乎无可挑剔的符合专业要求的文化产品呈献给观众。但对于公众来说,他们只能无条件或者无选择地接受这些产品,同时还得努力地在专家提供给他们的文化产品和文化遗产实物之间,去想象和重构自己心目中的文化遗产形象,换言之,这种理想与现实间的距离可能就是公众与世界遗产情感上的距离,导致公众也无法从中获取美妙的体验与内心的感动,更多的只是失望而归。

过于专注市场营销:

除了过度专业化的解读外,许多大众媒体在对世界遗产的报道上又往往走向另一种极端,主要停留在旅游市场营销上而不是对世界遗产唯一性、真实性、完整性、保护性的认知上。人们从媒体里看到的 “世界遗产”,多是黄金假期人满为患、景区收人成倍增长之类的消息,关于遗产本身的内涵与价值,却少见报道。而这种对于世界遗产本身价值有意无意的忽略,也导致公众对世界遗产认识的不足。

3、如何更好地传播展示文化遗产?

转变态度

针对这一问题,波音表示,首先是需要态度上的转变。世界遗产的展示与传播是双向的过程,公众对于世界遗产的接受程度直接决定着世界遗产的传播效果。而以往对世界遗产所要传达的文化涵义理解最为深刻的往往是考古学家、历史学家、科学家为代表的相关学术领域内的专家学者,但他们对公众需求了解不够,所以世界遗产的内涵与价值便会在展示传播和观众理解之间产生差异。因此,对于世界遗产的传播,应该由“专家供给”向“观众需求”转变,思考将怎样的内容呈现给公众和公众如何接受世界遗产,反思所保护和研究的世界遗产究竟有没有真正融入公众生活,对于提升全民族整体文明素质的贡献率究竟有多高。当然,这一转变存在着极大的难度,但推动公众真正认识世界遗产、真心接受世界遗产、用心品味世界遗产,依然是从业者责无旁贷的工作。

当然,“一切为了观众”并不意味着一味迎合取悦观众,观众与世界遗产的关系并非完全纯粹的需求和供给。世界遗产的传播应在知识产生和大众需求之间找到平衡点,而非制造诸如“人满为患”这样简单粗暴的新闻去换取点击量。

数字化传播

波音认为,随着科技的进步,使得世界遗产的大量资料信息得以数字化,包括大量信息的采集、文档的扫描、老照片的翻拍、音视频的转录等,但目前这些数据资源大多处于内部保管状态,由于知识产权等诸多顾虑,没能在互联网上进行传播。可以说,在世界遗产资源的传播环节,呼唤的是更为开放、主动的现代传播姿态。就确保世界遗产内在价值的生命力而言,强调数字资源保存价值的同时,更要挖掘其传播价值。

在开放的传播姿态外,同样也需要一些大众传播的娱乐精神。例如,在世界遗产数字化传播中,用视听语言、多感官语言、可交互语言等为年轻人更轻松地描述与阐释世界遗产。例如,前不久,腾讯便携手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发布“长城你造不造”公益计划,推出“长城小兵”系列卡通形象。同时,《王者荣耀》推出全新系列英雄“长城守卫军”,通过官方微信、视频等渠道,向用户传递“长城”这一世界遗产的相关知识与内在价值。而这种注重体验、互动和沉浸的数字化传播展示,使大众和世界遗产产生独特的情感联结,感受世界遗产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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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遗产视角讲好中国故事

最近,由央视打造的大型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收视与口碑获得双丰收。而这个节目最成功之处,便是用27件“国之重器”为观众讲述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故事,让观众意识到这些文物不是冷冰冰的摆件,而是生活在民族血液中的基因密码,记录着我们的过去,也昭示着我们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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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音认为,与文物一样,我国的世界遗产作为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历程最原生态的、最具代表性的综合性物证,其本身也是中国故事的直接依托。世界遗产中所包含的遗物、遗迹及其承载的历史、文化、生活、社会等信息是中国故事的内容来源。基于自身的物质性,世界遗产本身便是中国故事最直观、最形象的依据,也是最具信服力的、最原生态的中国故事素材。

作为中国故事的载体,世界遗产具有其他渠道和媒介所无法比拟的真实性、直观性和综合性。基于自身功能的综合性,世界遗产承载的中国故事能够涵盖从构成遗产地本身的文物、遗迹、遗址,延伸到历史、文化、社会、生活以及区域发展等多个维度,能够讲述适合多种类型群体、具有多元化内涵的中国故事。

但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大都被视为一个个独立的个体,并且局限于遗产地本身的展示,很少能以世界遗产的视角去阐述中国故事。因此,波音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也会有类似《国家宝藏》之类的节目,在宣传世界遗产的同时,也能够从世界遗产视角为公众讲好中国故事。

世界遗产记录着自然变迁的历程,镌刻下祖先活动的脚步,是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世界遗产的保护与利用,不仅关乎自然与人文精华的继承与延续,同样也构筑了现代人的精神家园,对于人类社会今后的发展也有着重要意义。虽然我国从1987年至2017年的短短30年时间里,就以世界遗产地52处数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遗产大国。但是,我们世界遗产地的保护和利用现状却不容乐观。归根到底,便是我们缺乏对世界遗产相关知识与内在价值的传播。我们的相关从业者,除了是世界遗产的研究者和保护者,更应该作为传播者,将世界遗产体现的思想文化和蕴含的文明展示给我们的公众。而如何讲好这一故事,也需要我们继续思考。

部分图片由波音提供

采访/编辑:大侦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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