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便车”,“傍名牌”,谁在滥用我的名?——博物馆为何总“受伤”?

2017-05-09  作者: 梖梖 来源: 弘博网

 近日微信朋友圈中一则“女主播夜藏故宫直播”的推文迅速发酵引发大量关注。事件本身说起来并不复杂,我们抛开单霁翔院长对本事件的公开谴责及各方媒体关于事件女主播失当言论行为的激烈抨击,此次事件实际上是一起"博物馆名誉侵害"。只不过这次有所不同的是,博物馆名誉侵害的主体从以往的某些无良社会机构,变为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人。总体上,"女主播夜藏故宫直播"事件虽然是一起个案,但就该事件传播影响力之大,受到公众关注之广来说已远远超乎想象。我们不由地思考,博物馆在参与市场竞争中遭遇类似种种“商誉”侵害,“博物馆,你受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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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主播‘夜宿故宫’直播截图(后证实当事造谣女主播直播的‘故宫’为假故宫)

既让文物“活”,也要防“撞脸”!

博物馆知识产权保护近年来已不是什么新鲜话题。从年初安徽五千年文博园“兵马俑”仿制事件到不久前民族文化宫展览中涉及“三星堆”文物撞脸,(相关链接:“谁在模仿我的脸?”——文物知识产权问题再思考)涉及商标权、著作权、衍生品开发等方面的知识产权侵害案件近几年可以说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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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模仿我的脸?”

以往,在博物馆知识产权保护相关问题上,学界更多的关注停留在讨论博物馆数字化和文物衍生复制品中知识产权归属问题上,而现在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让文物活起来”的大势所向,博物馆参与市场竞争中“商誉”侵害现象亦时有发生。博物馆不应成为商业竞争中被刻意利用的“牺牲品”,在当前全社会关注知识产权保护的大背景下,博物馆更应重视对自身良好“商誉”的保护。

博物馆更应停止遭受“商誉”侵害

“商誉”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商品生产者或经营者通过公平竞争和诚实经营所取得的成果,反映了社会对其生产、产品、销售、服务等多方面的综合评价。良好的“商誉”往往与经济利益直接相关。博物馆商誉的载体十分广泛,包括由专属的商标、优越的地理位置、网络域名、特色的文化氛围、特定的建筑物名称等。博物馆商誉承载的良好声望可以给本地区带来更多的社会经济收益,很多人看到这一点并动起了脑筋,许多博物馆因而(尤其知名博物馆)遭受到了诸如像“搭便车”、“傍名牌”等毁誉行为的困扰。

“搭便车”博物馆专家乱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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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博物院出来的都叫专家,还有电工!”

近年来,知名博物馆的专家经常出现在各类相关文化产品的代言活动中,例如在广告宣传中标明“故宫博物院研究院某某某”、“故宫博物院专家某某某推荐”、“故宫博物院专家团队鼎力推荐”等。因其“头衔”中的知名机构在行业内的权威性,能够对消费者在进行最终选择时产生影响,但是这种利用职务影响进行代言的行为可能会对相关博物馆“商誉”造成一定程度的不良后果。根据广告中的“故宫博物院专家”等字样或宣传标语,进而使消费者产生对故宫博物院与该产品关系的联想等问题,一旦产品出现问题,将会对专家所在博物馆的名誉造成极大伤害。

北方工业大学马京伟认为,在专家代言文化产品广告中出现专家所在单位的名称或显著标识,使公众对单位与产品造成误解,如果产品出现问题进而会对单位产生不良影响,使博物馆名誉受损,博物馆有权作为权利主体向造成损害的个人追究责任。“专家”与广告主基于之间的委托合同,形成了委托代理关系。因此,专家在代言文化产品的广告中应处于代理人的地位。根据《民法通则》等相关规定,专家明知是虚假广告仍然进行代理的,应承担连带责任。”马京伟表示,除此之外,我国《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均规定,广告不得作引人误解的宣传。因此,当所谓“专家”代言人代言文化产品进行引人误解的宣传或者捏造虚假信息时,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针对“故宫专家”走场损害故宫商誉的行为,为了防止此类事件的发生,故宫博物院曾作出规定,要求故宫在职和离退休人员参加鉴定活动时,都应该获得书面授权,未经授权的,就是个人行为,后果由个人承担。笔者认为故宫博物院的做法其它博物馆也应该借鉴。当然对于某些企业在不经过博物馆相关人员本人授权的情况下故意捏造不实宣传噱头牟取利益的现象,也需要引起博物馆相关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

“傍名牌” 无序竞争假借博物馆东风

随着知识产权事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知识产权的巨大商机,开始抢占知识产权资源。博物馆知识产权因其历史文化内涵而更具经济价值,不断遭遇侵权和流失现象,迫切需要相关单位和主管部门提高保护意识,加强保护措施。整体而言,我国当前博物馆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还比较淡薄。在2006年故宫、紫禁城被认定为驰名商标之前,就已经存在大量注册商标使用或含有故宫、紫禁城等字样。2004年初,故宫博物院注意到以这两个名称为商标的物品已达上百项,有的已被授权,如“故宫牌白酒”、“ 故宫缸”等等。这些商标很容易误导公众,使其认为这些商品或服务与故宫博物院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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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辣眼”广告侵害博物馆知识产权

另外在文化产品广告领域,出现了另一种衍生形式,即攀附性广告,这种广告主要表现为经营者宣称自己的产品整体上或者某一功能、特性与珍藏文物一致或相当,利用被攀附者及其产品在购买者心中所形成的影响力,来吸引购买者。攀附性广告的出现带来了许多问题,如攀附知名博物馆、攀附珍贵文物等,从而造成消费者对仿制品等历史文化产品的误解,造成消费者及被攀附单位合法权益的损害。许多商家瞄准了故宫博物院良好的声望可以给其带来更多的收益,攀附故宫博物院馆藏品或者故宫博物院本身,例如“故宫博物院馆藏……”、“故宫国宝……”、“高仿故宫博物院国宝……”等情形。这种情况下,未经得故宫博物院同意擅自在广告中攀附故宫博物院名称,属于侵权行为,侵犯了故宫博物院的名称权、商誉权。”目前我国知识产权相关法律对此还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位,亦没有专门的立法。实践中通常由《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广告法》等予以保护。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研究所教授来小鹏表示,“以攀附‘故宫’广告为例,其利用了‘故宫’这一驰名商标的商誉,如造成消费者对产品来源的混淆,则是侵犯‘故宫’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可以由《商标法》规制。如果广告系虚假宣传,使消费者以为是博物馆经营的商品而误认、误购,攀附者的市场份额通过不正当竞争手段得到扩大,则已构成不公平竞争,可以由《反不正当竞争法》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进行制裁。

撸起袖子加油干

立足自身,打造博物馆 “商业品牌”

博物馆作为非营利性公益机构,要服务社会,实现其最终目的,应该对研发文化产品给予高度重视,在馆内工作规划、经费分配等方面,向文化产品研发倾斜,丰富馆内文化成果,提高服务水平。

如西汉南越王博物馆从世纪初就开始对相关文字和馆藏珍品10种45类共460项分别进行了商标注册,之后策划了17类123种旅游纪念品;2001年,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出让商标使用权创收1.2万元,实现了商标注册后的首次回报,此外还先后与广州酒家合作推出了“南越王宴”和“南越王中秋月饼”。2003年9月,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博物馆申请注册了“甑皮岩”和“甑皮岩人”等四件商标,并且其中三件商标同时注册了英译名,注册范围涉及旅游、食品、日用品等39大类。此举为甑皮岩遗址博物馆来了巨大的效益。

产权外包,建立第三方产权交易平台

博物馆工作者大多不是法律专业出身,无法满足博物馆知识产权保护的要求,使许多博物馆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不能正常开展。因此,博物馆可以将部分知识产权外包给专业的知识产权机构。此外,博物馆工作人员从专业角度向知识产权专业人员提出自己的意见,做到内外结合,就会全面系统地解决了博物馆知识产权保护问题 。

2017年1月份,中国国家博物馆与北京东方雍和国际版权交易中心共同打造的“中国文博知识产权交易平台”正式设立,该平台的建立就是为了更好地盘活文博领域沉默资产,推动文博无形资产开发。可以视作此项举措的初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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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博产权交易平台

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充实现有立法

对于知识产权保护,在国内一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博物馆自身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认识不足,侵权行为发生时,不会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博物馆要认识到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博物馆运作之初,就应当对其职工进行知识产权普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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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重视保护知识产权

其次就是要切实完善博物馆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立法,对博物馆知识产权相关概念、范围、权利与义务等内容进行界定。中国博物馆学会应当组织专家学者、博物馆工作者以及爱好文博事业的社会各界人士,综合讨论博物馆理论体系与实际工作中产生的各类知识产权问题,在制定博物馆知识产权法律时,结合现有的博物馆法律法规及西方成文的博物馆知识产权法律法规,考虑博物馆的性质、工作方式、运行机制,与博物馆界密切沟通,完善《文物保护法》等相关现行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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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文博法律培训班

产权保护”不是“产权封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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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印可不能这样打

博物馆对于公益性追求和服务社会目的的实现,就是博物馆界宣布的不以追求经济利益为宗旨的体现。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博物馆知识产权是在博物馆研究人员个人或集体投入大量智力、精力和财力的基础上进行的一种创造行为,这与博物馆非营利性在本质上没有矛盾,同时也适用于知识产权的相关要求,因此要给予充分保护。同时我们不应忘记,博物馆自身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同时,要防止以知识产权为名,影响博物馆信息的正常传播,违背了博物馆资源全民共享的原则。

参考文献:

来小鹏,杨美琳:《博物馆相关知识产权法律问题研究》,《中国博物馆》2012年4期

李云鹏:《博物馆知识产权相关问题研究》,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胡嫚,胡姝阳:《博物馆敲响知识产权保护警钟》,《中国知识产权报》,2012 年11 月21 日第 008 版

孙昊亮:《博物馆知识产权法律问题探析》,《科技与法律》201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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