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怎样讲述难以言说的历史·美国篇

2017-05-08  作者: 王思怡 来源: 弘博网

国际博协2017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与有争议的历史:博物馆讲述难以言说的历史”(Museums and contested histories: Saying the unspeakable in museums)。的确,接纳具有争议的过去是走向和解、畅想未来的第一步;同时该主题也呼吁博物馆及其展览提供多元视角来促进历史伤恸的愈合。就博物馆的展览主题上看,“难以言说”(unspeakable)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是因为创伤痛苦难以言表;另一方面是因为内容隐晦、争议性大而无法直面。

“难以言说”的历史——创伤纪念类主题

对于因为伤恸而无法言语的主题,博物馆及其展览成为保存伤痛记忆的容器,一方面让受难者不被遗忘;另一方面则希望通过对于悲剧的思考,让观众能了解到自己在社会担当的一份道德责任。同时也是观众反省历史、凝聚情感与建构认同的空间。

一般而言,很少有人刻意地将极度伤痛且不愉快的回忆保留下来。除个人灾难事件外,社会对于大型灾难事件也是小心翼翼地处理。这不仅是因为社会不喜留下与创伤记忆相关的痕迹,同时还牵涉到事件的不同主体的诠释、冲突与复杂的权力再现问题[1]。此类博物馆或展览主要以和平为出发点,包括纪念:战争、灾害、历史事件、种族屠杀、反抗运动等历史因素,如我们熟知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汶川地震纪念馆等。

ICMEMO(Memorial Museums in Remembrance of the Victims of Public Crimes,国际公共犯罪受害者纪念博物馆委员会)认为,纪念性博物馆试图传递与历史事件相关的信息,其保留历史角度的方式同时也与现今生活产生紧密联系。[2]

因此,博物馆不仅需要真实地反映历史创伤,而且更重要的是如何与当下社会做联结。作为一个文化机构,博物馆将历史事件以文物、照片、模型及叙事加以再现与叙事,一方面提供观众联结及了解过去的可能,也使得曾经发生过的历史事件得以重复地被观众再经历,而形成集体的创伤与记忆[3]。同时也是多元发声的舞台,结合多样的社会事件,塑造与过去相连的社会记忆。

除了对于创伤纪念类展览如何策展、设计外,一些博物馆正承担起联结社会的责任,将创伤记忆博物馆打造成为一个治疗、治愈中心。

美国大屠杀纪念馆(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率先做出了尝试。该馆联合博物馆教育工作者和艺术治疗师对前来参观的观众开展了一个长期的活动,即在观众参观完一层、二层常设展(Nazi Assault和Final Solution展览)后,就参观感受创作绘画并进行交流与讨论。其旨在建构与联结观众的理解、情感疏导、鼓励他们分享与学习。

与此同时,博物馆工作人员还对参加该活动的观众进行2、7、12个月的回访并收集反馈,博物馆研究发现,参与艺术治疗的观众更愿意与家人和朋友从多种角度分享自己对于该展览的复杂思考,而不仅仅是他们的沮丧压抑的心情或是具体的历史史实。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艺术治疗对于观众博物馆体验以及对社会事件的参与度有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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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当我坐着思考这些的时候,我开始问自己我可以如此公然地憎恨其他人吗?我反复思索着答案,但是依然没有结果。”--48岁拉丁裔男性右图:“我们是国家文明机器中的一部分,我们让所有这些与社会问题相连的事情不断地发生,不仅仅是在此情此景下。”--53岁白人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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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我思考着并意识到逼仄压抑的感受,同时一种与其共存的愿望油然而生。”--60岁犹太白人女性右图:“对正在进行的压迫发出自己最强的反抗之声。我们应从展览中获得帮助他人脱离仇恨的境地,说出自已意见的勇气。”--21岁拉丁裔女性

“难以言说”的历史——隐晦私密类主题

除了创伤展览之外,还有一种难以言说的便是那些隐晦而私密,争议性极大,或各方观点各异,或不被社会接受的存在,如对于同性恋的展现。而在如今的美国社会,由于川普对于同性恋持反对意见,社会舆论导向也极其微妙。而美国旧金山卡斯特罗街区中的男同志、女同志、双性恋、跨性别史博物馆(Gay, Lesbian, Bisexual, Transgender History Museum)是首座以展示酷儿认同(queer identity)为使命的博物馆。

编者按:“酷儿”(Queer)由英文音译而来,原是西方主流文化对同性恋的贬称,有“怪异”之意,后被性的激进派借用来概括他们的理论,含反讽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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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身体展现的芭比揭示多样的性别认同

其展现方式十分独特,在隐与现的能见度上具有展示策略,由此,展示从一个对于多样性别分类的认知框架,转向以多重身份与生活视角转译人类经验的诠释架构。由于酷儿作为一个集体认同遭到来自社会持续污名化的挑战,故而GLBT 历史博物馆回归人类的生活处境──酷儿的生命/生活经验,是较为精准而充分地转译酷儿经验的展示策略。

例如,以隐藏/现身的手法,刻意抹除性倾向标签与能见度高的典型人物事迹,并以详述隐匿的故事取代性别认知,引导观众理解性少数人群如何创造他们的日常生活与生命经验。常设展览“我们浩瀚的酷儿过去:庆祝旧金山的 GLBT 历史”(Our Vast Queer Past: Celebrating San Francisco's GLBT History)其主要有如下的展示题目,其中可分为专题部分与传记部分,两者相互穿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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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展览深入探究、刻意呈现并详细描述了甚至是在社群内部能见度低、忽略、避谈的历史,为酷儿历史做出了当代的诠释,企图对 GLBT 性别提出质疑,同时深究酷儿内部的歧异性,正如该馆的目标所言:

我们的目标是:对于熟悉的男同志、女同志、双性恋和跨性别的故事,提出新的问题;以及激发许多未被诉说的故事,但与我们的多样性有着意味深长关联的故事。

                                                                                      男同志、女同志、双性恋、跨性别史博物馆

在一个环形空间内,每一个展柜以一件“启发性物件”(inspirational object)作为议题的出发点。但值得注意的是,“启发性物件”是依据GLBT学会逐年的入藏挑选出来的,共有 23 件,每一个展柜所欲呈现的主题的历时顺序并非是编年的,而是以多方身份发声,加上片段、重叠交错的时间节点所铺就。

因此,在建构酷儿历史的展示中,隐藏在展柜中的“启发性物件”时间顺序,不仅是酷儿历史的隐匿特质的再现,同时它也交缠了博物馆本身的建构过程。GLBT学会的发展是可以线性再现的,然而酷儿历史本身却不能,“启发性物件”体现了隐匿的酷儿历史与博物馆发展的存在这两条叙事轴线。

展示中的酷儿经验聚焦在,在敌意的社会规范里追寻生而为人应有的陪伴、欢愉、尊严,以及对于个人与集体、不同差异价值的尊重,并且在与社会争取生命机会,进行抗争与协商时,酷儿主体如何去回应与创新。由此可知,GLBT历史博物馆的终极关怀紧扣人的处境;既关注社会文化的结构对酷儿人群的影响,同时更重要的是强调酷儿主体对其所处世界的能动性。

在此,博物馆通过回归酷儿经验的描述,超越GLBT 性别的叙事框架,跳脱多样的性别社群标签,而是以多样的个人生命经验、多角度的故事视角、甚至是冲突的事件来呈现酷儿经验。

例如,在“位在边缘:酷儿与贫穷”(On the Margin: Queers & Poverty)此区突显卡斯特罗士绅化的表象之下,酷儿贫穷的问题日益严重;“女同志的性之论战”(Lesbian Sex Wars)则更细致呈现女同志社群内部对于性立场的猛烈论战;“多色构成的酷儿”(Queers of Color Organizing)意在突显在性少数中“白性”(whiteness)[4]的歧视机制下,仍如何坚实运作。相异的酷儿经验,借“多重故事”的诠释观点而得以广纳过去性别分类的狭隘视角,更重要的是,这一个诠释观点所架构出的展示内涵亦广纳了不同性别之间的矛盾,而拓展了性少数内部的性别政治论述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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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图片的文字介绍

以上分享的两个美国博物馆就难以言说历史的展览阐释给我们抛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关于创伤与隐秘的历史该如何向大众呈现?

展览的目的是向公众曝光历史,而在争议的主题中,这样的“二次目击”,即一种介于再现创伤、让痛苦被铭记的目的,与每次再现对于争议主体所形成的暴力与伤害之间的矛盾挣扎,出现在很多纪念类展览中。

而本文所述的两个案例中,大屠杀纪念馆将参观转换成一个治愈之旅,将展览内容与观众的情感状态做联结,寻求一种情感参与性;而GLBT博物馆展览避而不谈对于性少数群体的性别分类,而还原出个体的生活状态及其与之相连的社会话题,这样的生活可以说在博物馆所在的社区中极为普遍,这种似曾相识之感加强了与观众的个人联结,寻求一种个体参与性。

因此,对于难以言说的争议历史的展现,我们是否可以尝试着在“二次目击”之上增加“二次联结”?使这些具有争议性的议题可以被参与、被反思、被探讨甚至是被反对。

参考文献:

1. 陈佳利:《创伤、博物馆与集体记忆之建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66期,2007年,第112-113页。

2. ICMEMO: Memorial Museums in Remembrance of the Victims of Public Crimes. http://icom.museum/

3. 陈佳利:《创伤、博物馆与集体记忆之建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66期,2007年,第139页

4.“白性”(whiteness)在英美语境中,意指从后现代主义与历史主义的观点所发掘出身为一个白人的特质,通常“白性”的自我界定连带隐含了排他的“种族优越”意识型态,并且以此正当化种族主义的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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