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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洋彼岸的“玉”华天宝 ----记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百年藏玉之旅(下篇)

2016-11-14  作者: 沈辰 来源: 弘博网

(接上篇)

五、怀履光:传教士的热爱

1925年,克劳弗斯去世,怀履光则进入ROM并结识了柯雷利馆长。

19世纪末怀履光(1873 —1960)作为一名年轻传教士来到中国,后来成为圣公会河南教区的主教 。作为传教士,他受人尊敬并多次因与红十会合作抗击疾病、抗洪救灾、安抚群众而被民国政府授予嘉奖。由于从1910年起就久居开封,且与文化界人士有深度交往,怀履光深深爱上了中国历史与文化。作为主教,他服务的中原地区自古就是中华文化的发祥地,珍贵的地下文物也常因农作、基建、盗墓等各种原因频频曝光于众。怀履光认为自己有责任保存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从此倾心投入到加拿大博物馆的建设中来,以期妥善保存中国的文物。怀履光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渊博学识令柯雷利馆长十分钦慕,而其在中国古董市场上资深的人脉关系,也促成了怀履光自1925年起被ROM授权代理在中国古董市场上的文物收集工作。

与克劳弗斯如出一辙,怀履光也认为作为关注世界文化的综合百科全书式博物馆,ROM应倾其全力收集各种藏品,同时,他也很善于把握收藏中稍纵即逝的机会,眼光极具前瞻性。仅1925年这一年,他便向ROM船运了8次共计411件文物。据他的传记作家沃姆斯雷记述,“这些器物范围甚广,尺寸各异,小到细碎的装饰部件和小型托架,大至体量巨硕的墓葬顶盖。”

1934年怀履光60岁,退休回到了多伦多。截止那时,他为ROM共收集了近9000件中国文物,当中玉器占了441件。ROM也给予他极高的表彰和纪念,将通过怀履光收录进馆的藏品统一冠以他的名字,形成了今天的“Bishop William C. White Collection” ——威廉·C (·)怀特(怀履光)主教收藏。怀氏之名被铭记在博物馆的出版物和藏品标签上。

怀履光对中国玉器的收藏,更贴切来说是对克劳弗斯藏品的补充。如前文所示,克劳弗斯玉器藏品多数是清宫装饰玉器,而怀氏收藏的重点则是因修建铁路或者农作而毁坏的出土文物。ROM中怀氏玉器藏品与下文所讲述的明义士藏品一样,主要来自商代中晚期都城安阳遗址,以及东周、汉、唐时期的洛阳古都。由于怀氏与民国当时的学术界、文物界交友甚众,人脉广博,大批汉代以前的文物连同出土背景资料在这一时期被源源运送到多伦多。怀氏对中国文物的鉴赏品味备受收藏界推崇,他在当地和全中国的影响力也吸引着手中握有各种稀世藏品的古董商对其趋之若鹜。

不过,怀履光主教积极活跃于中国进行文物收集的作为也饱受争议,被看作是致使中华文化遗产流失西方的罪魁祸首。据说他购买过盗掘东周王族墓地的文物,他也因此一度被指控为盗掘洛阳金村大墓的主使人。1934年他出版《洛阳故城古墓考》一书中所围绕的正是该遗址的出土文物,如今这些文物已散落在中国和海外的十几家博物馆中。事实上ROM也确实藏有一定数量的金村文物,还包括一些具有极高美学价值和历史价值的玉器。然而,ROM最近通过对馆藏怀履光书信档案的研究证明,怀履光主教与那时的盗墓毫无关系。没有资料证明,在金村墓葬文物被当地农民盗掘之时他曾去过洛阳。而巧合的是,有一位来自美国加州讲英语的教士在那段时间常常出现在洛阳金村遗址,他很有可能被错认成怀履光。

除了在安阳和洛阳遗址购得玉器外,怀氏经手的还有一组礼玉藏品。当时怀履光被告知,上海的一位古董商代表天津袁家要出手一套原属清廷官员(即大收藏家吴大澂)的玉器,这批玉器的主人乃吴大澂之女吴本娴,后嫁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怀履光当即明白此组玉器何等重要,这意味着他将得到吴大澂对中国礼玉毕生研究后的集大成之精华。他迫切地写信告知柯雷利馆长这一重大讯息,当时ROM的图书馆已存有《古玉图考》的刊印复本,柯雷利馆长也知晓此套玉器实乃ROM志在必得之收藏。接下来的1927-1928年间,怀履光在上海前后周折五次,通过文物界朋友的协助,鉴定保留了一些珍品,也退还了他们所认定的某些赝品,最终斩获这批共计28件的玉器。如今可以确定,ROM入藏的这批玉藏,即使个别器件在真伪方面有出入,也不会使整批玉藏的重要性失色。1930年ROM的研究员侯默思出版并介绍了这批藏品,描述吴大澂的藏玉抵达多伦多时都用旧报纸包裹着,外层还有吴大澂亲笔书写的“古玉”字样。十分遗憾的是,这些早年的包裹物当时并未刻意收藏,如今已不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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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氏于1927-1928年购入ROM原属上海吴大澂私人藏玉的28件礼玉

六、明义士:学者的热情

与怀氏主教同在河南传教,对中国艺术与考古也拥有极大热忱的明义士(1885— 1957),1910年时作为长老会传教士在河南传教,当时怀氏刚升任主教。初任安阳传教士的明义士在那里习得中国考古发现的最古老文字——甲骨文。那时驱动他满腔热情的动力完全源自于他的误解,认为古汉语中的“帝”是指英文中的“上帝”之意。然而这一误会却最终成就他成为西方甲骨文研究的第一人。凭借这些知识,他受雇于齐鲁大学(今山东大学前身)教授古文字。后来他在怀履光建立的多伦多大学中国研究系学习,并在导师怀氏的指导下,获得早期中国历史及考古的博士学位,研究重心便是甲骨文以及青铜时代的武器。

明义士从未想过利用收集文物为自己或博物馆赚取利润。他的收集纯粹是基于对其研究有帮助的文物,包括田野中裸露的甲骨或者其他考古材料。他的藏品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柯雷利馆长曾试图说服他将藏品捐给ROM以丰富馆藏建设,明义士拒绝了柯雷利,并把其大多数甲骨和青铜器残片(将近五万多件藏品)留在了中国。这些文物的一部分最终成为山东大学、山东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以及南京博物院的馆藏。

1936年明义士离开中国回到多伦多时,把他的收藏留在了中国,他一直期望有一天能重返中国继续进行学术研究,终因二战时期远东地区日益恶化的战事,再也没能返回中国去研究他的这些藏品。二战结束后,加拿大海外传教联合教会终止了传教士的传教活动,并把所有教会人员的私人物品运回加拿大。1947年,在明义士不知情的情况下,他的教会同仁将误认为是其私人物品的6个货箱共计6000件文物,从天津船运到了多伦多。这6个货箱一直被封存到1957年,直到明义士去世之时都不曾被挪动。他去世后其家人果断将货箱中文物全部捐出,这也成为ROM中国文物收藏历史上最大一笔由单个捐赠者捐出的藏品。其中包含154件玉器,5000多件甲骨残片。

明义士藏品大多是考古材料,基本上都是残器,玉器也如此,许多玉器器身还带有随葬沉积物及红色朱砂。这批玉藏中,有一件人首玉佩据说出自安阳某一考古遗址。近年来的研究显示这件玉佩最初应是源自长江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石家河文化遗存。从安阳商墓出土新石器时代玉器的情形则证明早在商代,贵族阶层就已形成藏玉的惯例,意即藏玉的历史在中原已有数千年之久。此外,明义士的玉藏中也有与今河南省三门峡地区西周诸侯国主墓葬相匹配的器物。借用60年代研究中国文物方面的顶尖古董商弗兰克•凯洛的话:“这些物件只能作为研究材料,大部分都不可能具有市场价值……但是对于任何一个严肃的学人而言,它们都价值连城……这是全世界最好的考古学收藏之一”。

七、晚近收藏:馈赠弥补缺项

1960年吸纳明义士的藏品后, ROM形成了今天馆藏35000多件中国文物藏品的规模, 其中玉器共计1000多件。60年代之前,除了上述前辈的努力征购,由其他渠道获得的玉器为数甚少。值得一提的有,ROM于1920年通过伦敦国家艺术收藏基金会购得若干箱中国艺术品,其中包括一件重要的莫卧儿王朝风格玉器——八宝如意纹玉钵;还有一些陆续捐赠而来的藏品,例如1940年莱斯蕾夫人捐赠玉器3件,1947年包尔先生捐赠红山文化时期的玉箍形器1件;,1948至1961年期间弗雷德里克·蔻万夫人所捐玉器套装22件。

上世纪50年代以后,通过克劳弗斯和怀履光主教这样的渠道收集中国文物的机会已经一去不复返。而类似ROM这样的博物馆,收集古玉或其他文物的渠道极大程度上是来自个别家族或多或少的偶然性馈赠。例如,1975年维克多·林奇-斯陶顿夫人为纪念其丈夫捐赠给ROM四件中国文物,其中一件是玉器,虽只有一件,品质却属于世界顶级玉器——底部钤刻乾隆年制的绿色福寿纹玉盘,极有可能是一件敬献皇家的生辰贺礼。1976年起至1988年,多萝西·胡佛夫人陆续捐赠了22件玉器,其中包括16件玉制鼻烟壶。1996年,33件异常精美的清代装饰玉器被高顿·阿姆斯特朗先生引入ROM,一些纹饰主题和象征意义是ROM从未拥有过的新创玉器类型。2005年为加拿大舞蹈、媒体艺术、音乐、舞台剧、视觉艺术、写作和出版专门建立特别奖项的斯陶顿家族,也是ROM玉藏的支持者。

赫曼·赫尔左格·列维博士(1902-1990)的祖父是19世纪末定居加拿大的犹太移民 。其祖父在汉密尔顿成立了名噪一时的专营钻石珠宝的进口生意的家族企业。1923年,在阿姆斯特丹进行珠宝钻石贸易实习的列维博士,成为艺术品热忱爱好者及学术级鉴赏家。70年代起,他因欧洲银器收藏与ROM往来频繁,渐渐喜爱上了中国瓷器,并一直资助ROM远东部前身。1983年他捐给ROM 3件玉器 。到1990年去世时,他为远东部留下了价值1500多万加币的基金,用以资助往后5年各种中国文物藏品的购买计划。这笔丰厚的馈赠帮助ROM吸纳了300多件新藏品。

基于列维博士的馈赠,ROM的研究员精心挑选,精益求精,再次添加了32件玉器,继而使得本就可观的玉器馆藏弥补了若干缺项。这些玉器大多是通过纽约有名望的艺术品交易商购买而来。常年合作的古董商清楚地知道ROM的中国文物收藏所需,从而为博物馆提供着恰如其分的选项。这些潜在藏品范围甚广,有西周鹿形玉佩,也有明代玉壶,有东周剑饰,也有清代白菜玉杯。值得一提的是,其中有一件精美的汉代透雕剑珌,造型与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剑珌十分相似。

在列维博士馈赠的玉器中,1992年的一件直柄形战国嵌鎏金铜虎纹青玉饰尤为稀珍。之所以闻名,是因为它最初的主人乃是名噪一时的古董商卢芹斋(1880 — 1957),之后这件玉佩辗转被欧洲贵族Klaus D. Baron von Oertzen家族收藏,直到1991年现身于苏富比拍卖行。时至今日,我们仍然没有在已发表的考古发现中找到任何与它直接相关的器型。因其造型特别,早期出版的若干书籍中都有关于它的记载。1982年,它也曾在弗利尔美术博物馆展出过。然而,最近的X光检验报告对其真伪提出了质疑,成像效果显示贯穿整个玉饰的内部是铜质金属片,铜片使得玉佩的若干残片被拼接起来形成现如今我们看到的这件玉饰。ROM的文保专家小心翼翼地拆解了这件玉饰,结果发现这件玉佩是由两三片残件拼接而成,应是早期古董市场拼接,后期再加工而成的。铜片和19-20世纪广泛使用的黏胶,将这原本不属于单个玉饰的四个部件被粘合在一起。目前,对该原件化学成分的检验还在继续,初步观察显示,这件一度在史学上具有突破性而被盛赞的玉饰,绝不是东周时期的古物,极有可能是20世纪初一件混合两三件东周玉佩残件并若干修饰加固的二次再加工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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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战国嵌鎏金铜虎纹青玉饰

八、最新入藏的良渚玉璧:故人似玉由来重

近二十年来,ROM入藏较少。依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艺术博物馆馆长联盟的规则,西方博物馆对待古代艺术品的收藏愈加严格。为防止非法藏品混入博物馆,ROM对玉器的捐赠和购买也非常谨慎。无论美学价值有多高,除非带有明确的出处或能证明其真实流传有序的文件和研究材料,否则一概不会纳入馆藏的考虑之列。

ROM最新近的一次藏玉是一件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时期的玉璧,源于2012年我收到一封来自退休的建筑工程师伯纳德·纳什的邮件。他向博物馆表示愿意捐赠一件玉璧,这件玉璧原是他家住温尼伯格的姑妈塞西莉·哈金斯所有。在和纳什先生的交流中,他告诉我这件玉器是大约上世纪40年代时,他姑妈从身在纽约的一位中国女士手中获得的。

鉴于馆藏玉器中已有几十件良渚玉璧,起初我对此玉也兴趣寥寥。然而伴随这块玉璧同来的木座,却让我发现了很多意外的惊喜。本来我以为这只是古董商为方便玉器展示而添置的普通木座,直到注意到木座正反两面的铭文,我开始深入调查和研究,一段长达150多年风雨飘摇的藏玉历史画卷方缓缓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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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大澂所藏良渚玉璧的木质底座以及钤刻铭文

玉璧下木座的正面铭文显示这件玉璧最初的主人恰是《古玉图考》的作者——清廷官宦文人吴大澂。此玉璧被吴大澂收纳进入他的私人玉藏—“宝六瑞”。木座正面下方的一段15字刻文与《古玉图考》第34页页册所书的内容完全一致,说明吴大澂得此玉璧的时间应是1889年此书出版之前。木座的背面上方钤刻有“旧藏南浔顾子嘉处,徐翰卿以诸女方尊易得之,今归愙斋”(笔者注:吴大澂,字愙斋)。

之后,通过文献研究和对南浔、上海、香港的走访,古玉被吴大澂收藏之前的历史也慢慢还原。这个过程好似抽丝剥茧,一层一层揭开真相的面纱;又好似复原拼图,慢慢将一角一块的拼图相互嵌合。最终,一段江南顾氏家族发展史伴随着这块古玉的一路沧桑缓缓呈现于世人面前。古玉既见证了顾家五代在上海蚕丝生产贸易的崛起,也目睹了其时在香港致力于教育慈善事业的国际企业家的热忱。19世纪晚期,南浔因制丝产业兴隆,成为中国最富庶地区之一。那时的顾子嘉是南浔一带的收藏大家,曾拥有钤刻精美铭文的商代青铜器,包括一件以“亚醜诸㚸“铭文著名于世的晚商青铜方尊。当初顾子嘉正是用这件玉璧与吴大澂交换了“亚醜诸㚸”青铜方尊。如今,这件“亚醜诸㚸”青铜尊安然存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青铜器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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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良渚玉璧交换的商代晚期“亚醜诸㚸”方尊,现藏台北故宫

故事中最富有戏剧性的情节当属这块玉璧如何辗转纽约来到了加拿大。通过怀履光和科雷利的往来书信,我们已知1902年吴大澂去世后,他的部分收藏被女儿吴本娴继承,后来吴本娴通过上海一个古董商将吴氏玉藏出手,由怀氏购得收藏于ROM。鉴于木座铭文中对吴大澂名讳和其友人的尊称,以及对此玉璧过往历史的缅怀,我相信这块玉璧应传给了吴大澂最喜爱的小女儿吴本静。而吴本静唯一的女儿(即费令宜)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20年代海归后成为一位英语教授。1943年,39岁的她举家迁至纽约。至此,我们可以大胆推测,后来成为纳什先生姑妈的年轻加国女士,机缘巧合下在纽约结识了费令宜。由此推断,纳什先生在2012年邮件中所声称的那位神秘中国女士当是费令宜。故事的传奇结局是,这块素面无纹的玉璧在离散于吴氏玉藏“宝六瑞”之后,辗转流转于若干传奇人物之手,最终在ROM与1927-1928年间怀氏先后购得的吴大澂“宝六瑞”藏玉中的其它28件礼玉再次团圆。这一辗转便跨越了悠悠150年的光阴。

九、结语

正如这方小小的玉璧所见证的世事跌宕,收藏史的研究往往让我们无限唏嘘、感慨万千。当我们抽丝剥茧,解读和知晓了这些玉器年代和起源地的信息时,真正令人感怀的,却是这些玉器一百多年跨海来到加拿大的曲折坎坷之路。ROM的藏玉之旅,见证着时代的变迁,也记录了文明的延续。它们的到来丰富着ROM的馆藏,其背后的人事流转也同样拓展着我们对于文化遗产和文明的认识。留存下来的精美玉器凝聚着波澜壮阔的大历史,也铭刻着曾与其时空交集的个体过往,当然还有一代代博物馆人的努力,事实上我们应该记住这一系列名字:柯雷利, 克劳弗斯,怀履光, 明义士, 列维……正是缘于他们为建设馆藏和扩大中国艺术品收藏的热忱,才为今天的公众提供了欣赏和理解人类文明的机会。 此次由中国文物出版社出版ROM藏玉图录,依从时间顺序,以器物描述为主,兼顾美学价值与中国传统文化涵义的表达,呈现最为齐全的ROM藏中国玉器。除了若干雷同残件、服装饰品、家具屏风插件外,全部藏品将藉此机会出版,,其中361件玉器编为1~291号刊于“馆藏中国古代玉器选粹”部分以图版展示,其他991件玉器则以969 幅缩略图形式刊于“馆藏中国古代玉器概览”部分作为参考。希冀为学术研究人员和收藏爱好者提供详实的资料,也为公众呈现关于玉器之美和美玉之德的丰富内涵。

原文为《海外博物馆藏中国玉器图集之一 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中国古代玉器》前言, 与书中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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